张爱玲与赵树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非常独特的作家。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时代氛围完全不同,其作品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但纵观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可以看到他们的命运中却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他们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几乎同时走红的作家,都在一夜之间横空出世。他们的创作与周围的作家相比都显得是个“异数”。几十年里,他们俩都分别经历了一个起起落落、由被冷落、被批判到重新认识的过程。然而他们的命运又那么地不同。“文革”后,他们的作品虽都重新被肯定和评价,却分别有着不同的遭遇。张爱玲在80年代被人们重新认识后,便引发了一次“张爱玲热”,她在美国逝世后,更是激起了研究和阅读张爱玲的高潮。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张爱玲热”的升温,可赵树理仿佛被人们遗落在那个属于他的40年代,不再被读者关注。因此,我们把张爱玲和赵树理放在现代性这个大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回到历史变动的实际过程,回到文学发生变异和变革的具体环节,从他们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的命运中,结合他们自己的性格特征、家庭身世和政治氛围、时代背景等等,来透视影响和左右文学想象的深层社会原因,以及左右文学变革的动力所在,进而发掘除了作家本人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因素外,造成他们作品的文学观念和内在审美取向不同的文化源头,从而来解释和说明60年来他们的作品经历不同历史命运的内在原因。并通过分析这些差异性以及差异性产生的原因,来触摸中国百年文学发展的脉络,试图找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给百年中国文学绘个文化地形图。小说本是市民社会的产物,是不被统治者看重的“小”道,处在文化的边缘,是应小市民的消遣、娱乐产生的。但由于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了危机,出于启蒙之需要,小说逐渐改变了本原的意义,成为启蒙之利器、救国之工具,承担起了神圣的使命。此后的几十年里,文学一直担负着民族国家叙事的重任,带上了浓厚的启蒙的功利色彩。对民族国家叙事的认同深深地烙在中国作家的观念中,僭越甚至逐渐掩盖了小说的市民话语,使得小说对于市民社会想象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小说逐渐重功利,轻审美;重群体,抑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作为市民社会的娱乐消遣的本质就改变和消逝了。小说作为消遣娱乐,作为市民社会的一种消遣的文艺创作,由于不合时宜而被压抑了、潜伏了。到了40年代,在解放区,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进行着如火如荼的革命和斗争。赵树理置身其中,高扬启蒙大旗,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人民的觉醒呐喊和呼告。阶级、革命、抗日成为其小说的主要内容。他用笔为我们描绘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