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1887—1969),本名嘉森,字君劢,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多重面向的思想家,是中国近现代第一代新儒家极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五四运动后期,他发起著名的“科玄论战”,倡导“宋学复活”;他晚年专注于“儒学复兴”的撰著及宣传,为中国“新儒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20世纪儒家思想重要的继承和创发人物,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并以创建融合西方近代文化精神的中国新文化为使命。但是,因其政治主张等原因,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关于张君劢思想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中国文化自信的加强,大陆对其思想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但大多集中在政治法律和思想史领域,而“张君劢哲学”尚未成为独立的、系统的研究领域。站在文化自信、文化自新、文化宽容的基点上,有必要系统地挖掘并梳理张君劢有关哲学思想的遗著,以使这位新儒家的哲学体系能够以较为完整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张君劢是“世界概念”的哲学家,而非“学院概念”的哲学家,即他将“哲学”作为“志业”,而非“职业”。张君劢的哲学思想是他思想总体系的基础与灵魂。传统学者将张君劢定性为“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就张君劢总体思想而言,其学术层面以儒家哲学体系为核心,其政治层面以儒家哲学影响下的民族复兴为主旨。无论从学术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而言,张君劢哲学的主体是儒家哲学。张君劢对儒家哲学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具有原创性的先秦儒家哲学,二是从中唐韩愈到晚清曾国藩间大约一千年之久的儒家哲学,张君劢将此称为“新儒学”。张君劢将“新儒学”界定为佛教催生的结果,即他认为佛教的传入为儒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想材料,儒学在“儒佛”争论中实现了自新。在他看来,这个“自新”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宋学”。基于对儒学的认知,加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体悟,张君劢主张重新审视“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认为“科学”不能决定“人生观”。基于此,他认为民族的复兴需要兼顾“科学”与“人生观”,即最为主要的不是模仿或照搬西方近代的文明成果,而是要树立民族的自信,从内心自立开始。由是,张君劢主张“立国”或“民族复兴”首先应该解决内在问题,即“心”的问题或“认知”的问题。张君劢认为“人生观”是“文化”的枢纽,而中国的“本位文化”又是“儒家文化”,故而中国文化未来的走向是精神自由主导下的儒家文化的回归与创发,他将此界定为新环境下的“儒学复兴”。张君劢认为“儒学复兴”需要“自由意志”或“精神自由”,即“儒学复兴”在于促进人们对“心”和“物”关系的审视,并依此而行为。围绕着“心”和“物”,张君劢主张“心为宇宙之本”、主张“德智主义”、主张知识“由心而生”、主张“由宇宙到自己反省”,进而形成了他哲学体系中的“人生观”、“文化论”、“形上学”、“知识论”、“道德论”、“宇宙论”。笼统说,这是张君劢在哲学研究上的一个逻辑顺序。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概念”意义的哲学家,张君劢之所以主张“复兴儒学”,根本目的在于将“儒学”置于世界意义之下,以寻求东西的互补。显然张君劢的“儒学复兴”已经超出了中国本土语境。张君劢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世界文化的危机,需要中国儒学为之提供解决的思维理路;在新环境中儒学也要吸收并借鉴西方文明成果,以使自身得到新的发展。由是,张君劢的“儒学复兴”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是“东西互鉴”,并非“中体西用”。张君劢“儒学复兴”的终极目的在于让中国人树立自信、发现自我、振作精神,以理性的方式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这个进程实现的关键点在于以“自由意志”的人生观为基础,培植国民“德智并重”的认知理念,并以此造成新人。张君劢的哲学体系,是民族振兴和造就新人的有效指针。尽管张君劢有多重身份,但最为根本的是“哲学家”,故而应将他作为一个学术的、时代的、本然的思想者进行研究,并且要把他置于国际儒学视阈下,而不是单单从国内儒学研究基点出发。鉴于张君劢遗著众多,且语言体系与句读多与现今不同,这就需要采用文献研究方法,特别要以训诂和刊校为主,并辅以对比方法,即在“世界概念”的哲学蕴含中发见张君劢哲学思想。对于张君劢哲学的研究,不能忽视其所处社会时代特征,进而要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中,对于他致力于民族觉醒与崛起的思想主张和践行方式给予肯定。对他在“中西互鉴”思维中表现出来的辩证思维、大格局胸怀等,给予重新认识与认可。总之,对于张君劢哲学体系的梳理与分析,要打破以往“碎片化”研究状态,从整体上把控张君劢的哲学思想,并以此来丰富新儒学领域的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