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生活》是由李公朴等爱国人士于1934年在上海创办的进步刊物,到1936年出版至第5卷第2期时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前后共50期。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为打破文化“围剿”的产物,受到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和“社联”的革命文化工作者的影响,除主编李公朴之外,柳湜、夏征农、艾思奇等人担任编辑,经常为该刊撰稿的有章汉夫、杨放之、张健甫、柳乃夫、钱亦石、沈志远、胡绳、薛暮桥等人。《读书生活》系半月刊,半年1卷,每卷12期,其最初发行量有10000多份,最高发行量曾达到20000余份。《读书生活》期刊创新的办刊形式和别具一格的栏目形式,在期刊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读书生活》有三大创办宗旨:一是指导读者怎样读书,读怎样的书;二是吸引读者关心政治,关注国家前途命运;三是在引导读者读书的过程当中,用通俗化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第一个宗旨,《读书生活》从其前身“申报流通图书馆”开始就十分注重方式方法,召集了大量当时学术大家为读者如何读书进行指导。本刊突出理论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强调学习读书与社会生活的统一,它指出学习只有贯穿于生活之中,才具有实践性和斗争性。《读书生活》创设了“生活记述”等栏目,真实的记录了当时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小店员、学生的生活状态,指导读者如何在逆境中学习、生活,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苦闷。这种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的创作方式更能引起读者共鸣,调动读者的阅读积极性。关于政治层面,《读书生活》以喜闻乐见,符合大众读者知识层面实际的形式,引领人们求知进步。本刊在栏目设置上增加了关于国际局势的解读和国内情况的描述,对广大的青年进行正确价值观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本刊在各栏目通过联系或直接痛斥的方式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从而引导读者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前途命运。《读书生活》对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描述和评论,直至“七七事变”爆发,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读书生活》刊发了不少与时局相关的文章,在唤醒社会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意识的层面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读书生活》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两年,但它在推广马克思主义思想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在它的引导下,许多进步青年掌握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会了科学的分析方法,领悟到了共产主义和民族精神,认识到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走向了救亡图存的道路。它还创新了教育方法,用通俗的方法系统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方便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学习,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宣传的一个重要刊物,是30年代中国进步文化阵地中的坚强堡垒。此外,《读书生活》除了具有历史价值以外,还具有一定的当代价值。例如,它嫁接式的办刊方式,把图书馆与读书指导结合起来,不仅给读者提供读书方面的指导,还在期刊发展方面对当代报刊杂志的发展也具有一定启示作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解决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检验的真理,需要全面推广。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迅速,理论成果丰硕,但是高深的理论和过于抽象的概念使得普通大众“望而却步”,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更加“接地气”是今天的研究者们面临的问题。《读书生活》的作者们在当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给出的答案是理论通俗化。只有将抽象的理论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使其具体化、平民化和趣味化,才能吸引普通百姓的注意力,提高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读书生活》创造性的工作方法和创新性的思维方式,是值得我们今天理论宣传工作者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