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是指建立在三玄即《老子》、《庄子》和《周易》基础之上、以会通儒道为主旨、重在探究本体“无”及其玄远精神境界问题的一种学术思潮。玄学在安顿人的心灵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成为魏晋风度形成的思想基础。但是,对于魏晋名士风度依据的身心观念,到目前为止还缺乏足够研究,主要表现在对魏晋名士的身心观缺乏系统梳理,在身心思想观念与魏晋名士风度之间还缺少深入的因果探究。魏晋玄学是以个体身心为起点而建构起来的,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身心思想。探究魏晋名士身心思想,在深化对古代生命哲学的理解的同时,也能更深入地探究谈玄析理的清谈风气、魏晋名士风度以及魏晋时期艺术的自觉。身与心在魏晋时期具有丰富的内涵,“身”除了“形骸”与“生命”的基本义外,成为“我”的代称在魏晋时期亦十分盛行,这与当时推崇自我的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心在思想史上的涵义极为丰富,有性、情、意、知、思、志等涵义,同时亦与“无”之境相通。魏晋玄学是尊重与爱护个体身心并解决生命意义的人生之学,其丰富的身心思想,从文化演变的内在理路来看,是在融合儒道学说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先哲看来,完美生命成就于仁向身、心的逐步渗入。与儒家身心思想不同,道家不断藉助“守柔”、“取虚”、“啬”等精神修炼,去掉不合情感的礼仪教化的伪饰,回归身体本真的存在状态。从文化演变的外缘来看,魏晋名士身心观的确立与社会动荡和政治高压密不可分。魏晋时期,战争频繁、瘟疫流行以及政治上的高压,把魏晋名士推到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境地,生命朝不保夕。名士们逐渐从社会政治生活中逃离出来,纷纷遁迹山林,归隐田园,明哲保身,不问世事,对社会的关注逐渐转向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从褒扬社会道德到追求身心两全。个体生命的自娱自乐已经成为士人们的自觉追求,显示了魏晋士人主体人格的苏醒。与道相通的自然、性成为魏晋名士身心的形而上依据,也是他们身心观得以形成的理论基点。身心一如、形神相亲是魏晋名士身心观的基本内涵,并自觉以身心、形神离合来解释生存中的种种困境以及生命的追求。随着主体自我意识的高扬,魏晋名士把贵身、爱身看做对待自我身体的基本态度,把自我感性生命看做是人生意义的核心,而遗其形骸与“体无”成为他们追求精神超越之境的基本方法。魏晋名士身心观强调真、纯、美,注重外在形体的畅适与精神活动的自由,具有超越社会政治与世俗功利的一面,其在生命场域中的率真表现,形成了名士风度。名士风度的基本内涵是人的觉醒与艺术的自觉,其本质是士人在反对身心分离而追求身心一如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阮籍、陶渊明等人诗文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对于身心追求的向往,正是对名士身心观的形象阐释,从而进一步彰显了名士风度与身心观之间的内在关联。魏晋名士在追求自我身心和谐的基础之上,通过爱一己之身到爱天下之身,并藉助无心工夫来实现“心灵-社会-宇宙”的大和谐,从而获得个体生命的真正安顿。基于此,魏晋名士风度的表演者如王弼、嵇康、阮籍、陶渊明等人,演变为中国士大夫阶层基本人格精神的一个文化符号。这一文化符号的基本内涵是任诞、放达、率性、深情、洒脱、超逸、淡泊与高雅,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宋明理学身心之学的形成与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