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中的一大转关，相对于先秦两汉文学来说有诸多变化。如前贤所言，此为文学之自觉时代，政治教化不再是文学的主要功用，文学回归自身，呈现出更多的非功利性质。“文章抒情性的强化”这一文学现象即出现在如此文学大环境之下。情感是文学性表现的重要一极，在先秦两汉文学至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就抒情性的强化而言，文章要比诗歌、辞赋表现得更加明显。先秦两汉文学的主要抒情载体即为诗歌与辞赋，其时文章的主要功能为说理议论、叙事写人，抒情性不甚明显。而至魏晋南北朝，文章的抒情性得到了空前强化，此可视为其最为明显的进步。尤其是抒情范围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拓展，使魏晋南北朝文章具备了广阔的表现力与鲜活的生命力。抒情性的强化，可谓文章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枢机，而这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的。目前学界对于“文章”的界定颇为混乱，本文则立足于“抒情性”这一核心，将“文章”范围定为除诗歌、辞赋以外的包括骈散文在内的文体。若从《文选》文体分类来看，则是排除赋、诗、骚、七、辞后的剩余文体。将辞赋排除在外主要是因为它一直便有抒情的传统，而将骈文包含在内则是因为骈散指的是语言形式，属于语体而非文体，骈散皆可抒情亦可无情，二者与抒情之间没有直接的决定性关系。何种情感强化到了何种程度是本文的论述重心。因为“情感”带有虚泛的性质，主观性很强，难以寻找客观标准进行定量分析，不同的接受者会因主观的经历、性格、情绪等因素产生不同的阅读感受，能打动自我之处不一定能引起他人的共鸣。本文对抒情的认识分为两个层次，即抒情既是一种呈现在外的文学现象，一种等同于说明、议论、叙事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激发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因。诸多文学性要素如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修辞技巧等都可以在作者内在的抒情动机与需要下发挥作用。据此，本文将魏晋南北朝文章的情感表现分为两部分，一是情感的内容与性质，二是抒情的手法与技巧，并进一步引申出了促成如此情感内容与抒情技巧得以运之于文的直接原因——文章观念的变化——这同样也可视为抒情性强化的一种表现。在确定“抒情”的表现层面后，便要说明其强化的程度。本文主要采取对比的论述方法，包括纵向的历时性对比与横向的共时性对比。纵向的历时性对比尤能展现魏晋南北朝文章抒情性的强化，特别是在对哀祭文、书牍文、上下行公文作单一的文体论述时，其各自的文体特点在情感因素的作用之下与两汉相比变化巨大。另外还有魏晋南北朝文章与先秦两汉文章的整体比较，可以看出情感范围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扩展及由此带来的情感性质的改变；再就是魏晋南北朝文章与先秦两汉诗赋的比较，在对一些日常生活情感类型继承的同时也存有细节表现上的新变。横向的共时性比较主要用于魏晋南北朝文章与诗赋这些不同的文体之间，一可以表现文章与诗赋在抒情性强化上的相似之处，不同文体发出了相同的时代之音，揭示文章抒情性强化的文学环境、背景，二可以展现文章作为以实用性为主的文体，在抒情性强化的表现上与诗赋不同的独特之处。以上内容将分散于论文的各个章节之中。论文首先分别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抒情性强化最为明显的三种文体：哀祭文、书牍文、上下行公文。三者有着各自独特的文体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了不同的抒情性强化的表现。哀祭文与死亡直接相关，其情感集中、统一。但先秦两汉哀祭文因“典礼之文”性质的限制，其情感抒发并不突出，且作品数量与文体类别不多。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哀祭文才真正具备“缠绵而凄怆”的特点，并在作品数量与文体种类上渐趋繁盛。哀祭文作品中所存有的作者与逝者间的关系是其一大文体特点，这也成为对哀祭文情感进行梳理的一个角度。与己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去世之后，存者长歌当哭、作文以祭之，这是哀祭文创作的主体类型。另也存有对非亲非故者的哀祭：或者是虽与逝者无任何私交，但其道德品行等方面触动了作者的心灵，故引发了作者的一番评论与感慨，这一类哀祭文实现了对单一哀伤情感模式的突破，生发出了作者的个人好恶、道德准则、人生价值、生活品味乃至关于生死的终极追问，情感更加丰富、厚重、富有深度；或者是看不出作者的个人情感，继承了两汉“奉旨而作”的典礼之文的传统，但却表现出了一种“为文造情”的文学自觉意识。书牍文是一种具有很强活力的文体，其文体类型单一，文体限制少，无论是内容还是写法都极为自由随便，这对情感的抒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优势。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一优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得以发挥。用于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书牍文情感类型异彩纷呈，从各个角度反映出了作者真实丰富的生活；用于文人政治生活中的书牍文，虽然内容以军政大事为主，但作者的个人情感依然渗透其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书牍文文体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上下行公文在两汉时期的创作极为繁盛，且艺术水准甚高，并多为后世文人所推崇、服膺。若就抒情性而言，以贾谊为代表的奏议文情感浓郁、强烈，喷涌而出、不可遏制，在这一点上魏晋南北朝的公文创作未出其右。但与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公文仍然存有抒情性强化的表现，不过不是体现在抒情强度的增加之上，而是在于情感范围的扩大。两汉公文虽然情感强烈，但终是导向了国家、社会、公众、君王，而非士人主体自身。但魏晋南北朝公文中，则出现了作者一己之私情，情感开始偏向自我。此外，笺体文这种文体颇值得注意，若从外在形式来看，笺文作者与笺文对象有着明显、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这是上下行公文所具有的特性，但它以公文的形式承载了私人化的内容，作者在笺文中可以进行私情私事的交流。这一公私结合的特殊性质，同样可以作为魏晋南北朝文章抒情性强化的一个表现。接下来便是从整体上论述魏晋南北朝文章抒情性强化的表现、原因及意义。抒情性强化的表现有三。首先是魏晋南北朝文章内容的诗赋化倾向，其抒情范围与性质由政治情感转向日常生活情感，表现出了对两汉诗赋情感类型的承袭。但在承袭之时亦有新变，魏晋南北朝文章日常生活情感类型表现得更为具体、细腻、精巧乃至琐碎。此外，魏晋南北朝作家在不同文体的诗赋与文章创作中表现出的情感也有极为相近之处。其次是文章抒情手段的进步，辞赋的铺排手法普遍地运用于文章的情感表达，作者对其情感铺张渲染、反复咏叹；文章的语言更注重辞藻与韵律，与诗赋语言的差别渐趋缩小甚至弥合；情景交融的水平不断提高并最终产生了独立的山水文。最后是文章观念的变化，这既是文章抒情性强化的一种表现，也是前两种表现产生的直接原因。通过魏晋南北朝文章的创作实际与理论表述可以看到，在其时作家的观念中，文章用以抒情、抒日常生活之情，已显得普通平凡、理所当然，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文章的抒情观念逐渐形成，并且普及、成为文人自觉遵守的一条审美准则。关于魏晋南北朝文章抒情性强化的原因，首先可以沿“文章——文学——社会”这一线索，由小到大，一步一步地向上考察：文章抒情性的强化首先是处于整个文学抒情性强化的背景之中的，不惟文章，诗歌、辞赋及文学理论皆是如此；而文学的重情风尚又是处于社会的重情风尚之中的。其次还可以在时间上向前追溯，根据“重情”即为个人对自我主体的重视这一实质，将此风尚的渊源上溯到了自东汉中后期出现的政局的动荡与士人价值观念的变化。曹魏时期是在中古文学发展中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关键点，因为自此以后，即便政治稳定、开明、健康，文人也不会再像两汉时期那样以文章作为政治教化的简单附庸，以自我为中心的日常生活情思开始在文章中作为一种常态出现。至于魏晋南北朝文章抒情性强化的意义更自不待言。日常化的私人情感削弱了文章的实用性，应用性文体呈现出向纯文学发展的趋势，使文章具备了一种新的功用与价值：可以来源于现实日常生活、反映现实日常生活，表现人们的喜怒哀乐、日常情思，并且这种情思越是普遍、平凡甚至世俗，那文章给人的感觉就越是真实、亲切，文章也就越具备鲜活的生命力，其功用、价值在平凡、普通中又宏阔、伟大。此外与诗赋的情感表现相比，文章也有自己的特点与成就，它不像诗赋那般多对情感进行艺术化的虚构、变形与寄托，情感就在作者对纷杂琐碎的生活细节的叙述中原生态流出，提供了一种如临其境的生活质感。若从情感表达效果来看，文章亦不输诗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