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至第六章为上编。本编着重于录文的内部研究,即《史记》录文本身的情况、录文的替代补偿以及横贯其间的辨章学术意识与录文意识。在这条主脉下,继而深入探讨各个相关的问题。如影响录文诸现象(方式、篇幅、所录文作用等)的因素的探析,举篇目、溯学源、归学类探因,辨章学术意识产生的可能性,录文之意探析,等等。再就各类问题的细节逐一探讨。并从微观入手,着重分析了《屈原贾生列传》何以独录《怀沙》的问题。第七章与第八章为下编。本编着重于录文的比较研究,借《史记》自身的、与其录文相似的引文和承袭之参照,来研究录文。并从承袭与录文、承袭与著作及“成一家之言”的追求,这两组看似矛盾而并存的现象,来分析司马迁的著作观(创作观)、著作权意识,进而借其著作观(创作观)、著作权意识来反观录文、验证录文意识存在的可能性。因之,首先分论引文与承袭各自的情况,继而分别与录文比较之,再合论三者之比较。余论则从宏观的角度梳理全文,并展望录文的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史记》录文数量众多,录文方式多样；所录文作用不一,录文篇幅亦参差不一,连同录文方式,以及著录与否,既受原作品、原作者方面的影响,又受录文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又以录文意识以及辨章学术意识、著书立说目的为主。《史记》的录文意识,并非所有的录文都有,就整体看也是不均一的,或有或无、或明或暗、或深或浅。就其所有的录文之意看,概言之大体有：嘉其文辞烂然者、为之震撼感染者、以文证史者(被录的作品本身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曲笔或侧笔者、彰显传主的功、德、言、行、品、志者,等等。录文意识亦非孑然独立,往往与其辨章学术意识、著书立传目的共同作用于录文及与之相关的举措；而该三者亦非横空而来,往往与其著作观(创作观)、著作权意识、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文化素养等息息相关。而作为录文替代补偿的方法的举篇目、溯学源、归学类等现象在《史记》中亦很值得关注,然其本身的出现或不止于此。它们一方面得力于司马迁辨章学术的意识,一方面又是其辨章学术思想的体现。而其辨章学术意识亦非横空突至,亦有其一定的学理依据。大量的引文、承袭与录文及“著”“作”、“成一家之言”的追求并存于《史记》中。这一方面,说明引文、承袭与录文有着貌同而神异的表像和一定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司马迁乃至汉人有一定的著作观,然仍保留较浓的“述”的成分；有一定的著作权意识,然仍保留较多承袭思想。而著作观(创作观)、著作权意识,显然促进了录文意识的产生与发展,亦从侧面见证了录文意识存在的可能性。事实上,《史记》不均一的、尚不完全自觉的录文意识,正与其尚有保留成分的著作观(创作观)、著作权意识相匹配。至于《史记》自身的引文,则既区别于类书、注疏等引文,亦不同于承袭、录文,其与承袭、录文一样,颇有自身特色,亦宜深究。本文主要的创新点是：(一)系统地关注到非总集的录文问题,并对《史记》的录文及与之相关的举篇目、溯学源、归学类、引文、承袭等现象进行了首次的系统性的分类统计；(二)第一次系统地研究《史记》录文情况；(三)首次将引文与《史记》之引文予以分类,并与录文比较之；(四)首次将录文与承袭作比较研究,并探讨了司马迁并不摒弃承袭的创作观、著作权意识,亦即包含承袭思想的创造观；并由著作观(创作观)、著作权意识反观其录文、验证其录文意识；(五)首次把《史记》的录文、举篇目、溯学源、归学类、引文、承袭等现象与司马迁的录文意识、辨章学术意识、著书立传目的等结合起来研究；(六)首次专文探讨《屈原贾生列传》何以独录《怀沙》而不录屈原它作等微观的录文规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