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中,GDP年均增长9.81%的中国经济奇迹已为世界所见证,然而,繁荣背后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却往往被轻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仍未改变。面对严峻的节能减排形势,以FDI和国际贸易为主要载体的开放经济,引起了学术界的深入思考。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阶段,我们初步推测：开放经济对“强度”的最终影响应该是积极的,而对“总量”的最终影响应该是消极的。但必须强调的是,我国能源与环境所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总量问题。针对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总量关系研究,现有的许多对策都是存在争议的(比如,对“进口省能”的讨论)。可以发现,如果相关对策研究仅从单一视角出发,或将暗含对策建立于“少开放、少增长；少能耗、少污染”的基调之上,将使我国偏离“又好又快”的发展路径。当前,世界各国的能源消费都以化石能源为主,由于化石能源的稀缺性和污染性,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受到能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那么,敢问“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协调发展”究竟路在何方?鉴于以上思考,本研究将通过理论与实证的分析,同时考察工业和生活两个部门,以解决总量问题为目的,系统地检验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逻辑关系,分析并比较其传导机制的即期与远期效应,以进一步探讨可能的协调路径。本文的研究内容及主要结论如下：研究内容一：实证检验开放经济对节能减排的规模效应。逻辑路线为先行研究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进一步研究经济增长对能源与环境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开放经济对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在技术未能明显突破、能源结构基本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开放经济与能源和环境的总量关系必然是矛盾的；其次,与出口贸易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更为显著,原因在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在于数量型推动,并且其自身的增长也主要源自外资企业,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更多地呈现短期互动关系；相比之下,随着入世之后外资在制造业的产业聚集以及外部政策环境的改善,外资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促进了我国内资工业的技术进步,因此与经济增长呈现了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然而,在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的增加,总体看来,开放经济(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对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起着负面作用。研究内容二：实证检验开放经济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逻辑路线为先行研究开放经济对经济结构、人口结构、能源结构的影响,再进一步研究结构变化对能源与环境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外资经济会明显促进我国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而进出口贸易对产业结构的相应影响不显著；基于对二、三产业影响的传导,开放经济将促使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这所引致的人口城乡结构变化,将导致更多的生活能耗和污染；此外,能源消费结构受工业结构和人口结构影响不大,其往往是由能源禀赋和运输成本决定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工业结构向重工业倾斜,将促使该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和工业S02排放强度上升,促使该地区工业COD排放强度下降；人口结构向城市化倾斜,将促使该地区生活能源消费强度、生活COD排放强度上升；此外,能源结构向煤炭消费倾斜,将促使工业和生活中S02排放强度增加。研究内容三：实证检验开放经济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逻辑路线为先行研究工业企业的技术差异、开放经济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再进一步研究工业技术对能源与环境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在轻工业部门,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比较接近,许多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低于内资企业；在重工业部门,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显著高于内资企业；综合看来,呈现顺差的进出口贸易对内资技术的溢出效应不明显,而外资企业所对应的国外R & D资本对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改进是有利的；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内R & D资本仅消化吸收经费一项对内资企业存有技术溢出效应,该项费用往往被视为二次创新的衡量指标,其有利于增强技术市场上外资与内资企业研发活动的关联程度；目前,技术进步对降低污染排放强度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技术效率改进对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此外,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升对降低能源消费强度的积极影响比较明显。研究内容四：实证检验开放经济对节能减排的政策效应。逻辑路线为先行研究开放经济对收入增长的影响、收入增长对环境政策的影响、再进一步研究环境政策效应对能源与环境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正处于收入水平与环境管制水平同步上升的阶段,开放经济基于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而拉动了环境政策逐步从紧；研究表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是必然存在的；单位规模排污收费和污染治理费用的提高,将促使工业规模增加、工业结构向重工业倾斜、工业技术进步；单位规模排污许可证发放数量的增加,将促使工业规模增加、工业技术进步,但对工业结构影响不显著；单位规模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增加,将促使工业规模减少、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但对工业技术影响不显著；现实中,我国省际之间的环境标准并未呈现Race to bottom现象,相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各地方政府的环境管制正逐步从紧。研究内容五：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系统关系检验。本章基于联立方程模型、并通过样本内模拟的方法,对相关政策进行仿真,以探讨可能的协调路径。研究表明,许多热议的协调路径往往并不可行,或者实际效果不明显、或者付出代价太大。比如,排污收费制度等末端治理的环境管制措施,其增加了内部化的环境成本,削弱了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对开放型经济有一定负面影响,但却不能有效地实现节能减排；此外,调整工业结构不是中短期能做到的,即使如愿的控制了重化工业的过热发展,也不能减轻多少环境压力,因为,向轻工业倾斜将导致更多的废水污染；进口替代战略也不是可行的,仅从经济代价来看,该措施就不值得提倡,更何况其节能减排效应只是潜在的,考虑到我国工业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现状,进口所带来的能耗与污染排放可能是更多的；与出口相比,外资虽然具有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其规模效应却更加显著,利用外资来替代出口,虽然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但是仍将基于规模效应而致使我们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总量上升。综上所述,虽然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也会通过技术溢出等传导机制对我国能源与环境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基于规模效应的主导地位,现阶段,开放经济对能源与环境的最终影响仍是消极的。此外,生活部门的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无法通过相应措施显著地减少,我们必须在推进清洁能源利用和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的同时,积极树立节能减排的全民意识、构建居民对环境和能源问题的有效问责机制。本文认为,调整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促进外资技术溢出是切实可行的协调路径。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关系协调,应该主要在能源问题上做文章。我国目前的能源价格未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特别是低估了环境成本,大量高耗能产品之所以争着出口,高能耗的外资产业之所以争着进入,也多是因为中国能源价格低。目前,能源价格改革已箭在弦上,但是,全面提升能源价格亦不宜操作,本文认为,在保持能源加权总价格基本不变的条件下,提升煤炭的相对价格,将既可以保障我国开放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可以促进节能减排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然而,解决能源结构问题并不是协调路径的全部,我们还需要不断强化“市场换技术”的意识,对外资技术效率设定更高的标准,同时也要加强内资工业的消化吸收能力和自我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