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南宋中后期文坛领袖。本文力图在对叶适作品文本和相关史料进行考辨与阐释的基础上,推进叶适思想学术和文学中相关重要问题的研究。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论述叶适的政治制度观。制度是社会政治运行的根本,是叶适“以经制言事功”的核心。本章通过对叶适制度观念的梳理,认为叶适从皇极和实德出发,描绘出了一套以蕴德、务实、审势为要求的理想制度体系。叶适反对天命重视人事,提出君臣皆应加强自我道德修养,以“礼贤下士”为相处之道。他不空论制度,讨论了南宋制度革新失败的原因,并指出南宋当局恪守“祖宗之法”和复兴《周礼》的举措都脱离现实、无益于治道。第二章讨论了叶适的“六经皆史”说、“史法”论、通达的历史观。“六经皆史”不是叶适的发明,叶适进一步完善了该学说的理论内涵,亦用于指导个人的经学和史学研究。“六经皆史”理论促使叶适敢于怀疑经典,考辨史料真伪;帮助他形成了兼顾事理的解经思路,弥补汉、宋两学的不足;启发叶适重视史义在史书修撰中的作用,避免史书流于记事。叶适论“史法”主要以对司马迁坏“史法”的批评展开,斥责史迁在史料选择、撰写体例、史义劝诫三方面对上古“史法”的破坏。叶适此论与浙东前辈赞赏史迁的态度完全相左,这一“另类”观点与叶适重视编年史密切相关,亦为叶适助推永嘉学术演进的表现。上述两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对章学诚等清浙东学者产生了直接影响。叶适看待历史和制度改革,既不自绝于古,也不尊古陋今。这种通达的观念基于叶适“凡事皆两”的哲学观点,也是永嘉学派事功理论的思想基础。第三章探讨了叶适论学之本质、对象、方法对文学观念的影响。叶适将学术本质概括为修德教民之法,论学不限于儒家经典,在方法上谨守孔氏法则并以物为本。叶适不仅学术观点与文学观念相通,学术行为本身亦是如此。基于上述观点的影响,叶适形成了思想内涵为文采之先,文学应承担教化功能、关注圣贤事业的文学观念,以及内容质实、简而有法的行文风格。第四章选取“文本于经”考察叶适文学思想与创作的关系。“文本于经”植根叶适思想学术,规定“六经”为文义和文体模板,是叶适弥合文道的具体实践。诗歌创作遵循儒家思想和道德体认,追求言之有物、物中有理的表达方式,以及不怨不怒、质朴真淳的美学境界。文章创作贯注历史意识,憧憬经、史、文合一的为文状态。叶适在四六体的批评与创作上出现了心手不应的背离,实质上是对文章更高要求的表现。第五章是对《习学记言序目》的研究。该书涵括论史、明理、评文三个部分,以习学和考事为论述特色。基于与吕祖谦文道观的契合,叶适还将有补治道的《皇朝文鉴》纳入讨论,表现出文学与义理杂糅、文学与史学交叉的研究特点。叶适论学重实用、实功,故简切与实用也成为叶适鉴赏文学语言与文本价值的重要标准。他批评科举文表达了对义理与文辞关系的认识,并反映出由实学、实政变革时局的决心。第六章讨论了叶适经、史、文并举的《诗》学观。《诗》在叶适眼中属于儒家经典而非文学作品,故论《诗》表现出重理轻文的研究特点。他结合个人“物在道在”的理论,将《诗》的生成归纳为“明理”——“感物”——“比次扬抑”三个创作过程和“因诗度乐”的诗用过程,从理学家角度重新予以涂释。叶适不满于《诗》从经学向文学的转变,认为此举既破坏了《诗》的经学地位,也导致诗这一体裁逐渐肤浅化。叶适反对“孔子删诗说”显示了他对史实及《诗》文本的尊重;联系历史对小《序》进行辨误,试图还原诗教原貌;利用《诗》、《序》、周史考补《诗》本事,意欲彰先圣教化,获得经世治国的教训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