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遵照“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原则，以姚莹辗转奔波祖国西北边疆、东南海疆以及西南边疆的为官经历和边疆史地研究为中心，展示其所处嘉道时期社会环境及清代治边政策，描述其经边实践，述评其经边思想。 姚莹出生时清朝社会危机四伏，已陷入日之将夕的封建末世，而姚莹所处的桐城世族也处于衰败之中。严峻的社会危机强烈的影响和刺激着姚莹，他在家学的熏陶下，在朋辈的激励下，在时局促动下，开始关心时事利弊、关注边政，走上了经世致用的边疆史地研究之路。 1808年，姚莹虽然幸运地考中进士，但依照清制，姚莹所中名次只能在外省待缺。此后，从1809年到1814年姚莹一直活动在广东地区，过着游幕生活，但这却给他提供了接触封疆大吏和中下层官僚、了解各种急迫的社会问题和海疆形势的大好机会，并萌发了初步的治边治略和治边思想。 自1816年开始，姚莹先后出任福建平和、龙溪、台湾知县，并摄噶玛兰通判，他运用恩、威、信、法等治术，采取宽严相济的方针，对福建地方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治理，稳定了东南社会的秩序，博得了士民好评。 有了一定治理经验和声誉后，姚莹一路升迁，1837年任台湾道员。他继续沿用以往治术，因地制宜地平定了台湾内乱与外患。通过参加反击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姚莹加深了对英国等海外国家的认识，并清醒地意识到了解学习西方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积极投入有关海外情事的研究之中。 随后，姚莹“因功”贬官四川，处理西藏宗教纠纷。以其所见所闻，姚莹写成有关西藏史地、世界史地、西藏民事宗教等的边疆史地著作《康輶纪行》。此书以姚莹解决藏地宗教纠纷的经边实践为主线，同时揭露了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和英俄在我国边疆地区地争夺，并提醒清廷加强边防，以图“制夷之策”，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因此，纵观姚莹转仕祖国边疆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既是鸦片战争前后的一位爱国官员，还是一位开时代风气的学者；既是一位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更是一位在抵抗外侮与团结边疆兄弟民族方面取得了辉煌胜利、做出了重大成就的经边政治家，他和同时代人兴起的究心时政、关注边政的潮流在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