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古代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是基督教人学思想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以“信仰寻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的态度,一方面对柏拉图和普罗提诺(Plotinus)等希腊罗马哲学家的人学遗产加以信仰的洗礼和神学的改造,另一方面又对《圣经》和早期教会有关神性与人性、灵魂与身体、原罪与救赎、自由与恩典等神学观念的经文教义加以理性的论证和哲学的阐释,从而为早期基督教人学思想的发展成熟开辟了一条“理性辩护主义”的研究径路,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对后世基督教人学思想产生过并依然产生着巨大而深远影响的神哲学观点。虽然奥古斯丁的人学思想具有重大研究价值,但迄今为止,尚无国内学者对这一思想体系做过系统全面的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这项研究所面临的两大困难。首先,由于奥古斯丁人学思想不仅涉及到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和伦理学等哲学领域,而且涉及到上帝论、基督论、原罪说和救赎论等神学领域,所以在系统研究其人学思想的时候,一些学者往往感到其涉及的内容过于庞杂而无从下手。其次,由于这名拉丁教父未曾像后世的神哲学家那样,撰写一部专门探讨人学问题的专著,而是让自己的人学思想分散在卷帙浩繁且题材各异的众多著作之中,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全面梳理其人学思想的难度。鉴于上述困难,我们在考察奥古斯丁的人学思想时,没有无重点无原则地陈述和罗列其全部相关论述,而试图紧紧围绕其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和最为重要的核心概念,来查考分析相关原始文献和研究资料,并由此确立自身的研究起点。我们认为,奥古斯丁人学思想虽涉及众多神哲学领域,但其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圣经》为基督教人学所提供的几个基本教义的解释：如何解释人所具有的“上帝的形象”、原罪的来源及其在人性中的遗传和影响、自由意志与上帝恩典(预定)的关系及其救赎论意义。通过对奥古斯丁相关著作的文本分析,我们进一步发现,他对上述几大核心问题的论述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灵魂”(anima)这一核心概念的解读,并且均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他对灵魂的来源、本质、归宿及其同肉体之关系的认识。基于上述发现,本文从分析灵魂概念在奥古斯丁相关论著中的意义入手,对他在解释和论证上述几大基本教义时建构的人学思想体系加以了系统的考察和全面的评述。全文共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两章,主要探讨奥古斯丁人学思想的理论背景、神哲学渊源及思想脉络。其中,第一章重点分析了柏拉图主义及斯多亚主义的人学理论对其人学思想的影响,以及他从早期护教士和教父们对上述基本教义的解释中获得的启发；第二章进一步从神学和哲学两个维度,分别梳理希腊罗马哲学与早期基督教神学在人学思想上的发展脉络,由此说明在奥古斯丁所处的时代,基督教的人学思想何以会逐渐聚焦于灵魂这一核心概念的解读。第二部分是三、四、五章。它们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主要围绕奥古斯丁对“灵魂”概念的解读,来考察其人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关键环节和理论特色。其中,第三章(灵魂的本质与上帝的形象)重点论述了奥古斯丁将“上帝的形象”主要归结于人的理性灵魂而非物质肉体的思想特征。他认为,人的理性灵魂作为上帝形象的领受者,分有了上帝的理性、自由和智慧,但是他并未因此而全盘否定肉体的价值及其与灵魂的统一性。第四章(灵魂的起源与原罪的传递)重点说明他如何通过反思和发展早期基督教护教士在灵魂起源问题上的三种不同观点,对原罪的起源和传递(遗传)等问题作出独特的神哲学解释。第五章(灵魂的能力和上帝的恩典)重点探讨奥古斯丁如何看待人的自由意志同上帝的恩典(预定)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信仰和救赎的意义。奥古斯丁认为,原罪对理性灵魂的玷污让意志丧失了原初的自由,但他并未因此而像后来的加尔文等人那样提出“唯靠恩典”的绝对预定论,因为在他看来,上帝的恩典对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可以从内部更新人的灵魂并促使其坚守上帝的恩典和拣选,而人也需要在上帝恩典的作用下恢复意志的自由并主动配合上帝的救赎。总之,人在本质上是上帝按照自身的形像创造出来的适合统摄身体的理性灵魂,并由此享有高贵的地位和意志的自由,但因为原罪的介入扭曲了“上帝的形象”,所以已“全然败坏”的人性唯有凭借上帝的恩典,才可能恢复自己原初的自由和善良。第三部分是第六章,主要讨论奥古斯丁人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影响。我们认为,奥古斯丁心目中的人是精神性与物质性、无限性和有限性、潜在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他一方面承认灵魂是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的精神实体,另一方面又没有像奥利金等人那样由此导出“灵魂转世”的结论,更没有像柏拉图等人那样把肉体解释为灵魂暂时栖居的牢笼或终将抛弃的工具；他一方面宣称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从而具有无限发展的潜能,另一方面又认为原罪的介入限制了意志的自由,只有依靠基督的恩典,才能让意志的自由从潜在转变为现实。他的人学思想不仅对古罗马晚期的基督教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世纪基督教人学思想的特征和发展。在历经千年的沉淀和发展之后,他的人学思想又在宗教改革时期再次成为新教改革家和天主教神学家的争论焦点。直到今日,他的人学思想在新教神学中仍有其地位,在天主教哲学中仍有其影响。任何一位现代基督教神哲学家在言说人的问题时,仍然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他所探讨过的问题、使用过的方法和提出过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