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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人的本性要求过一种社会性、公共性的生活。公共性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本质，是人之为人、社会之成为可能的本质基础。公共性是与个体性、私人性相区别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是以独立的个体性和私人性为基础确立起来的共同性、共享性。公共性以个体性和私人性为基础，个体性在公共性中实现自身。因此，公共性也就表现为自治性和社会性。人类的发展表现为公共性和自治性不断得到实现的过程，也就是公共性从抽象到具体，从公私不分向建立在个体独立自治基础上的公共性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前者是一种单一主体的，"一个人即是所有人"的"伪公共性"（统治性），后者是一种多元主体的平等协商的包容个体性和差异性的公共性（自治性）。公共性的发展意味着社群生活的繁荣、公共福利的促进和个体自由的实现，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国当代城市社会公共性转型与重构的议题是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和单位制度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兴起的。经济的民主化要求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的民主化。传统的"国家--单位--个人"的国家公共性（单一主体性）是建立在国家通过单位制垄断和控制一切社会资源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源自由流动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样化，使这种一元公共性丧失了自身的存在基础。随着单位制改革的推进，一元化的国家公共性日渐弱化，总体性社会日益分化为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多元领域和主体。在此背景下兴起的社区建设不仅是单位制解体之后原子化个体的组织再造，更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元主体平等协商的城市公共性的构建。
新型多元公共性格局的形成关键在于多元主体的成长和发展。特别是"社会"作为一个有别于国家和市场的独立与自治的领域和主体的生产和发育，是城市新型多元公共性格局形成的前提。因此社区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社会"，即把社区建设成社区居民自治的共同体，使其成为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改变以往政府对一切公共事务的垄断，把凡是由社区居民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管理、自我服务的事务都归还社区。只有在社区居民自治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城市公共性从单一主体性向多元主体性的转换，发展成政府、社区和市场多方参与协作、共同治理地域性公共事务的公共性格局。因此，城市社会公共性构筑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自治，透过社区居民自治的具体发展状况可以管窥城市社会公共性的微观构筑过程。
中国和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有着深厚的中央集权的体制传统，而且都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国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又面临着相似的社会结构和公共性转型，都制定了促进城市社区发展的社区政策，并努力推进社区自治的实现。因此，在考察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居民自治的具体发展状况的同时，关注日本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区发展政策和社区居民自治在城市社会公共性构筑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更加清晰地发现和理解存在的问题，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社会公共性构筑提供经验和指导。
通过对中日两国城市社区政策、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发展和社区居民自治实践的具体考察和研究，发现，由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发展领先于中国，日本社区政策的实施比中国早，社区居民自治有深厚的民间组织和活动基础，以及政治体制的差异等原因，日本的城市社会公共性在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居民参与、社区运动、社区公民意识、NPO组织的发展等方面比较发达，地域居民自治水平较高。中国因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起步较晚、社区建设和社区自治同时进行以及政府影响力强大等原因，城市社会公共性和地域居民自治发展相对滞后。
我国城市社区的居民自治是在政府的领导下，通过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来实施的。从总体上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城市社区建设运动正在朝社区居民自治的方向发展，社区居民的自治水平较90年代以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不仅表现为与社区居民自治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居民自治组织的建立和完备，而且还表现在社区居民自治权限的扩展和居民的实际参与率的提高等方面。但是，从社区居民自治的具体实践来看，我国社区居民自治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与日本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活动充实"状况相比，我国明显表现为"制度充实"，在行动层面上的自治性较差，仍然存在着许多制约居民自治发展的矛盾。
主要表现为:首先，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上看，我国社区居民自治的制度保障不足，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相关法律法规与社区自治的法律规定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导致居民自治成分大打折扣。其次，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治权限来看，居委会承担的职能多为服务性和政府辅助工作，缺乏政策参与机制，即法律上没有规定居委会可以就居民的权益问题直接参与到政府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再次，从社区居民的实际参与过程和参与方式来看，虽然总体上社区参与率很高，但是仪式性参与多，而实质性参与很少，被动性参与多，而主动性参与少等等。
总之，在我国城市社会公共性构筑过程中，社区居民自治正在向着理想的方向发展，而由于国家一元公共性和国家威权主义传统的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和制约，社区居民自治远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独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构筑城市新型公共性仍然任重道远。需要继续进行体制和制度创新，理顺与社区居民自治相关的法律法规存在的体制性矛盾，为居民自治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在实践层面上转换政府职能，扩大社区自治权限，增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主体性和地域代表性，积极引导、吸纳群众权益性的民间组织参与区域性公共事务的决策，鼓励和引导基于共同利益和兴趣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等措施应成为城市社区建设和公共性构筑进一步发展的着力点。特别是借鉴日本社区建设和居民自治发展的经验，借助由新一轮住房商品化和旧城改造而引发的为保护住房产权与居住环境等共同利益而兴起的业主维权运动，来推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和社区自治的发展。
我国当代城市社会公共性转型与重构的议题是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和单位制度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兴起的。经济的民主化要求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的民主化。传统的"国家--单位--个人"的国家公共性（单一主体性）是建立在国家通过单位制垄断和控制一切社会资源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源自由流动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样化，使这种一元公共性丧失了自身的存在基础。随着单位制改革的推进，一元化的国家公共性日渐弱化，总体性社会日益分化为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多元领域和主体。在此背景下兴起的社区建设不仅是单位制解体之后原子化个体的组织再造，更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元主体平等协商的城市公共性的构建。
新型多元公共性格局的形成关键在于多元主体的成长和发展。特别是"社会"作为一个有别于国家和市场的独立与自治的领域和主体的生产和发育，是城市新型多元公共性格局形成的前提。因此社区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社会"，即把社区建设成社区居民自治的共同体，使其成为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改变以往政府对一切公共事务的垄断，把凡是由社区居民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管理、自我服务的事务都归还社区。只有在社区居民自治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城市公共性从单一主体性向多元主体性的转换，发展成政府、社区和市场多方参与协作、共同治理地域性公共事务的公共性格局。因此，城市社会公共性构筑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自治，透过社区居民自治的具体发展状况可以管窥城市社会公共性的微观构筑过程。
中国和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有着深厚的中央集权的体制传统，而且都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国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又面临着相似的社会结构和公共性转型，都制定了促进城市社区发展的社区政策，并努力推进社区自治的实现。因此，在考察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居民自治的具体发展状况的同时，关注日本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区发展政策和社区居民自治在城市社会公共性构筑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更加清晰地发现和理解存在的问题，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社会公共性构筑提供经验和指导。
通过对中日两国城市社区政策、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发展和社区居民自治实践的具体考察和研究，发现，由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发展领先于中国，日本社区政策的实施比中国早，社区居民自治有深厚的民间组织和活动基础，以及政治体制的差异等原因，日本的城市社会公共性在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居民参与、社区运动、社区公民意识、NPO组织的发展等方面比较发达，地域居民自治水平较高。中国因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起步较晚、社区建设和社区自治同时进行以及政府影响力强大等原因，城市社会公共性和地域居民自治发展相对滞后。
我国城市社区的居民自治是在政府的领导下，通过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来实施的。从总体上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城市社区建设运动正在朝社区居民自治的方向发展，社区居民的自治水平较90年代以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不仅表现为与社区居民自治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居民自治组织的建立和完备，而且还表现在社区居民自治权限的扩展和居民的实际参与率的提高等方面。但是，从社区居民自治的具体实践来看，我国社区居民自治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与日本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活动充实"状况相比，我国明显表现为"制度充实"，在行动层面上的自治性较差，仍然存在着许多制约居民自治发展的矛盾。
主要表现为:首先，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上看，我国社区居民自治的制度保障不足，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相关法律法规与社区自治的法律规定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导致居民自治成分大打折扣。其次，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治权限来看，居委会承担的职能多为服务性和政府辅助工作，缺乏政策参与机制，即法律上没有规定居委会可以就居民的权益问题直接参与到政府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再次，从社区居民的实际参与过程和参与方式来看，虽然总体上社区参与率很高，但是仪式性参与多，而实质性参与很少，被动性参与多，而主动性参与少等等。
总之，在我国城市社会公共性构筑过程中，社区居民自治正在向着理想的方向发展，而由于国家一元公共性和国家威权主义传统的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和制约，社区居民自治远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独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构筑城市新型公共性仍然任重道远。需要继续进行体制和制度创新，理顺与社区居民自治相关的法律法规存在的体制性矛盾，为居民自治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在实践层面上转换政府职能，扩大社区自治权限，增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主体性和地域代表性，积极引导、吸纳群众权益性的民间组织参与区域性公共事务的决策，鼓励和引导基于共同利益和兴趣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等措施应成为城市社区建设和公共性构筑进一步发展的着力点。特别是借鉴日本社区建设和居民自治发展的经验，借助由新一轮住房商品化和旧城改造而引发的为保护住房产权与居住环境等共同利益而兴起的业主维权运动，来推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和社区自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