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超过2的已经很少见,但在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低于2的却很罕见。有人惊呼: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是世界之最。面对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但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了进一步恶化的趋势,甚至有落入“拉美陷阱”的危险。本文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不明显的背景下,研究城市偏向制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揭示我国城市偏向的制度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本文在对国内外有关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构建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框架。认为城市偏向制度下,城乡收入差距既是内生的、也是外生的。作为内生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作为外生的城乡收入差距,它是由一系列城市偏向的制度决定的。城市偏向下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该理论框架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外生因素——城市偏向制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认为,城市偏向制度一方面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破坏内生城乡收入差距的自我矫正机制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间接影响。城市偏向制度下,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拐点难以出现,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不可逆性和累积扩大的趋势。我国的城市偏向制度表现在资源分配、城乡交换、再分配等各个领域。资源分配制度的城市偏向导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生产过程开始之前就已经被部分决定;城乡交换制度的城市偏向导致由城乡要素边际生产力的差别形成的城乡收入差距在不平等的交换中被进一步拉大;再分配过程中的城市偏向导致我国的再分配制度严重偏离再分配的基本目标。一系列城市偏向制度使农村居民居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为了把农民强行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我们建立了服务于上述制度的、具有明显歧视特征的户籍制度。中国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具有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乡要素之间的边际生产力差异巨大,这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性原因。同时,在城乡利益关系问题上,中国是城市偏向非常严重的国度,而中国的政治结构和经济体制又使政府具有强大的、超过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支配能力,这导致了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又具有明显的外生性。经验数据和实证研究均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偏向的制度密切相关,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城市偏向制度下城乡收入差距的特征。城市偏向制度与计划经济的结合导致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固化,城市偏向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导致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累积性扩大。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偏向制度总体上出现了弱化的趋势,但这种弱化主要体现在城乡交换制度和户籍制度上,资源分配制度和再分配制度的城市偏向依旧。我国的政治结构决定,城市偏向制度的纠正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政府,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注重城乡之间的公平,更要重视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城乡公平。分析我国对城市偏向制度纠正的顺序可以发现,农民的参与程度在城市偏向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因此,纠正城市偏向制度,要求建立起城乡居民之间的“讨价还价”机制,提高农民的话语权,使农民不仅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表达利益诉求,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呼声”表达利益诉求。我国城市偏向的制度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在进行制度改革时,既要充分考虑到城乡居民双方的利益,努力实现城乡利益的均衡,为制度创新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城乡居民的实际感受,尽量降低改革的阻力和风险。可行的办法是通过渐进的、增量利益调整来平衡城乡利益关系,即在维护城市居民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在新增利益分配中,向农村倾斜,以逐步改变城市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