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降速提质的“新常态”,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首要攻坚任务。目前,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不合理,间接融资占比过高,且间接融资中违约事件频发,银行不良贷款暴增,防范金融风险迫在眉睫。因此,对不良贷款成因的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当前学术界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究不良贷款的成因,但并未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所采用的研究样本时效性不高,不能充分反映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此外,关于政府行为对不良贷款影响的研究,大多从财政收入角度出发,少有考虑政府财政支出对不良贷款的影响,但政府财政支出会直接影响到当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融资来源是银行贷款,所以财政支出与不良贷款率存在密切关系。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货币政策、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等因素,探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本文首先对比分析了不良贷款的整体特征、分布结构和变化趋势,其次考虑到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不良贷款规模差距较大,选取31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结合其2008-2017年的经济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基于广义矩估计的动态面板模型,从宏观层面探究了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然后,考虑到银行个体特征对不良贷款的影响,选取了四家国有银行和四家股份制银行作为研究样本,结合其2008-2017年的财务数据,从微观层面探究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最后,通过替换指标的方式对研究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不良贷款多集中于创新程度不高、竞争激烈的行业;农村商业银行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相比股份制银行更高;不良贷款的分布结构有所改善,关注类贷款占比逐年上升,损失类贷款占比逐年下降。(2)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M2增长率较高时,一方面会刺激经济需求,从而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另一方面也会直接提高信贷增长速度,而过快的信贷增长会导致银行信贷审核标准降低,从而导致不良贷款率的提升,这和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比和银行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即财政收入的增加和财政支出的减少会导致不良贷款率的升高;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会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而存贷余额比的增长不利于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降低;贷款综合利率的提升会导致不良贷款率的增加。(3)风险偏好较高的银行,不良贷款率也较高;盈利能力越强的银行,不良贷款率越低;流动性越差的银行,不良贷款率越高。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研究视角的创新。考虑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均会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产生影响,本文构建了新的代理指标——政府财政收支比,从政府、银行、企业三者关系的角度探究了不良贷款的成因。(2)研究模型的创新。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存在自相关的情况,于是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滞后一期的不良贷款率作为工具变量构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结合OLS回归和广义矩估计(GMM模型)两种方法对比研究了不良贷款率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