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主体获得快速地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也得到不断提升,企业规模和国际影响力也不断壮大。中国企业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放眼全球,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探寻新型的技术和广阔的市场。在全球市场一体化和经济金融化的情况下,跨境并购是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国际化经营的重要进入策略。拥有优质资产的公司会寻求在国际上扩展业务,以更好地利用公司特定的资产,例如优质产品、技术、管理技能、营销渠道、资产规模或范围经济,更好的公司治理甚至特殊的政府激励措施,增强其竞争优势或者分散国别及区域风险。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之一,无论从经济制度、政治环境,以及各种制度结构,均不同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在逐步深化开放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坚持在“引进来”的同时,也并举“走出去”的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孕育而生的。自2013年秋季,我国领导人分别提出要建设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企业“走出去”,实施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通过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构建国内循环为主、国外循环赋能的新发展格局,“一带一路”倡议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跨境并购方兴未艾。因此,综合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企业跨境并购的促进效应,以及从全球治理指标与中欧班列的视角对其动因或内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建议,对于进一步发挥跨境并购对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旨在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跨境并购的效应及其内在动因与机制。通过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对跨境并购具有促进效应,即“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和全球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并购。但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异质性。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陆上丝绸之路沿线不同组别国家和地区之间并购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和地区并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对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并购效应尚不显著。其次,论文系统研究了国家治理水平及差距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购的影响。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发言权和问责制、法治、监管质量、政治稳定和没有暴力/恐怖主义、政府效能、腐败控制方面治理能力越好,平均来说其他国家对该国家或者地区的并购数量也将越多。但是论文检验结果并没有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言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和没有暴力/恐怖主义与中国对沿线国家并购的关系。进而认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良好的外交关系,即使这些国家在发言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和没有暴力/恐怖主义两个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国家也可以通过外交关系缓和由此产生的不良影响。再次,“一带一路”倡议的跨境并购促进效应具有互补性。两个国家之间国家治理水平差距越大,越有利于并购的进行。只要遵循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国家之间治理水平方面存在的差距并不会阻碍并购的进行。最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基础设施联通显著促进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并购,但是抑制了其他国家对沿线国家的并购。鉴于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论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性建议。首先,深化“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机制,进一步提升跨境并购的质量与效益;其次,拓宽沟通渠道,降低政治不稳定因素的负面影响;最后,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带动作用与聚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