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人权由思想转变为原则,进而得到制度化的保障,国际领域内的人权保护在“二战”以后得到迅速发展。现代司法在改革中越来越关注“以权利制约权力”,保障在刑事侦查阶段相对处于弱势位置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从而规范侦查部门行为,保证司法公正。经历多年的司法实践以及法学家们的研究推动,域外法治发达国家普遍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得到律师帮助、司法审查强制措施、对非法收集证据的程序性制裁和嫌疑人权利告知等人权。关于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英美法系坚持当事人主义观点,在侦查活动中强调犯罪嫌疑人需要具备跟侦查部门相抗衡的权利;而大陆法系则坚持职权主义观点,强调在维护社会安全和秩序的前提下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进行保障。其中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有美国关于嫌疑人权利告知的“米兰达规则”,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毒树之果”理论等。在全球保障人权的思潮影响下,我国的人权事业较之从前也有了很大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列入宪法后,又被写入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一直被忽视的刑事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的原则;将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侦查活动的时间提前到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时;细化了侦查措施的实施条件及使用程序;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监管、审查批准逮捕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逮捕后仍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但由于一直以来“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等侦查理念的影响,实务操作中在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上仍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规定矛盾;法条中未赋予刑事侦查阶段辩护律师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讯问在场权;侦查权缺乏监督;司法审查、司法监督和司法救济制度仍需完善。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被侵犯的案例仍不时出现,经常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引起社会公众对于侦查部门的强烈不满,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司法公正。笔者结合警察的职业和自身工作实际,尝试运用法理学方面的理论知识,立足当下我国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现状,总结归纳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结合国外先进司法经验提出一些个人关于完善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若干对策。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反映出我国在立法体制、法制完善、司法审查、司法监督、司法救济、执法规范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归纳起来主要是立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不足这两方面的原因。通过对部分案例和一些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当下我国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刑讯逼供屡禁不止,非法证据排除不彻底;过度适用预防性羁押措施,存在超期羁押;相对“沉默权”,缺乏犯罪嫌疑人人权告知;律师帮助权得不到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范围狭窄、力度缺乏刚性;犯罪嫌疑人司法救济权缺失,刑事赔偿制度不合理。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立法层面,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权的规定多为原则性、授权性规定,限制性、可操作性较少,而侦查部门在后续明确相应规范时,又自我授权,致使侦查过程中侦查员有较大自由裁量权。侦查人员和侦查部门直接实施侦查行为,其能力和工作指导思想直接影响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情况。侦查权的不当行使也是导致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我国现行的侦查构造是法院、检察机关和公安部门各司其职、分工协作、互相之间配合制约并存。实践中,发生了一个刑事案件后,三部门都会将犯罪嫌疑人做为工作对象,为了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稳定,流水作业式的互相配合地行使本部门手中的国家权力。侦查环节是获取证据和明确犯罪嫌疑人身份的重要部分,是公诉和审判的根基,侦查部门与检察机关之间关系平行又相互限制,法院的监察范围又极为有限。检察机关的监察范围狭窄且监察力度有限,由于缺少监督限制,使得侦查权高效而强势,虽然便于实现打击违法犯罪,但却没有形成对侦查权的有效制衡,使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在刑事侦查阶段处于明显劣势位置。论文的最后,笔者尝试从立法和实务两个领域找寻改善现状的有效对策。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又可分为:细化、完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侦查权的规定;建立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告知制度;立法保障辩护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引入司法审查机制,完善检察监督和司法救济制度。实务中,又可从多措并举,规范侦查行为;深化侦查部门对律师的认识,保障律师帮助权的充分行使;优化检察监督职能的行使;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司法救济几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