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我国近几十年的减贫事业成绩斐然，脱贫人口占到全世界减贫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减贫经验值得世界各国学习与借鉴。本文旨在建立基于权利配置的农村减贫理论分析框架，对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改革的减贫历程进行动态跟踪，并对权利配置的减贫效应进行评估，总结农村减贫的经验与教训，从优化权利配置视角提出尽快消除贫困的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界定了文中的贫困概念，厘清了权利、权力与权利配置的内涵，抽象出影响农村贫困的三种核心权利，阐述了权利影响农村贫困的一般机理，构建了基于权利配置组合视角的三维减贫增长理论基础和分析思路。其次，根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权利配置变革的特点，将我国三十多年的农村体制改革历程分为改革起步阶段（1978-1992）、改革速度放缓阶段（1993-2002）和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03-至今）三个阶段进行动态跟踪，描述了农村改革30多年的减贫历程，并从权利配置视角进行了理论解释。再次，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93、2004和2011年数据以及2000-2012年的全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收入密度函数视角对权利配置的减贫效应进行分解，选取代理变量对权利配置的农民收入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提出了优化权利配置，实现农村减贫的政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五点结论：（1）农村减贫的关键在于优化权利配置。贫困的本质是权利的缺失，参与权是实现农村减贫的前提，收入权是实现农村减贫的主体，保障权进一步扩大农村减贫覆盖面，不同的权利配置组合对应着不同的减贫后果与路径，参与权平等、收入权广泛和保障权充分的权利配置组合是最优减贫路径。（2）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循着一条权利配置组合不断优化的良性“路径依赖”进行。在三十多年的农村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之初的2.5亿人，下降到现有2300元贫困标准下的7017万人，权利配置也实现了由参与权低、收入权低、无保障权到参与权比较平等、收入权比较广泛和保障权普遍的转变。（3）1993-2004年间，全国农村减贫效应占改革30多年减贫效应的一半以上，东部地区减贫成效超过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保障权的功能缺失成为横亘在减贫路上的最大“拦路虎”。这一时期，全国减贫总效应达到23.36％，占到1993-2011年减贫总效应39.39%的59.3%，减贫的主要动因是整体经济增长、收入权配置优化带来的收入权效应，保障权缺失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减贫“逆调节”作用。（4）2004-2011年间，全国农村减贫速度呈缓慢下降趋势，得益于各种“支农、惠农、强农”政策，中西部农村地区成为减贫主力，农民保障权配置开始优化，保障权的减贫负效应逐渐得到遏制，但总体减贫难度开始加大。这一时期全国减贫总效应从上一阶段的23.36%下降至16.03%，尤其是东部地区这一阶段的减贫总效应仅为7.22%。（5）权利配置对农民收入提高的贡献度绝对值总和达到25.64%，其中参与权的贡献度占比达66.2%，收入权与保障权稍小，今后政府应当维护好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为贫困群体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品，通过提高其市场经济的参与权而逐渐脱贫并致富，尤其应当使普遍的保障权逐渐过渡到普遍而充分的保障权。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基于权利配置视角构建了农村减贫的理论分析框架。现有研究大多从经济发展阶段论、区域发展障碍论以及可行能力不足论等来研究农村贫困根源，本文认为贫困与权利息息相关，从权利配置视角勾画了三维立体减贫增长曲线，具有重要理论意义。（2）首次从权利配置视角对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改革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评估。本文通过构造混合加权洛伦兹曲线模型，使用参数拟合法拟合了农民收入动态变化的洛伦兹曲线，并基于洛伦兹曲线与收入密度函数关系，对农村改革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基于收入权效应与保障权效应的分解，评估结果十分可信。（3）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权利配置的农民收入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选取城镇化率、农村人均受教育水平作为参与权代理变量、工资性收入占比和转移性收入占比分别作为收入权和保障权代理变量，对权利配置的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程度进行了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