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前的清初词坛,词学活动的中心一直在文化发达地区的江南。云间、柳州、兰陵、毗陵、广陵等地先后继起,涌现出大量的优秀词人和词作。其中的广陵词坛,以王士稹司理扬州、倡导词学唱和活动为机缘,词学创作蓬勃兴起,词,渐成为作家重要的创作样式之一。王士禛与邹祗谟共事选政的《倚声初集》,对清初词坛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花草词风盛行一时。但随着康熙三年(1664)王士禛迁官礼部、离开扬州,广陵词坛又渐趋冷清。与之相反,其时康熙采取了一系列右文政策,诱使大量文人齐聚京师,于康熙十年前后达到高潮。京师不仅因此而重新确立了其文化中心的地位,同时也成为词学活动的中心。　　 康熙七年之前,京师词坛大体还笼罩在传统的花草词风之下,但随着陈维崧于康熙七年五月来到京师,京师词坛的转变已开始酝酿。此后陈维崧与京师词坛名流,特别是与龚鼎孳之间的交游唱和,则又为稼轩风在京师词坛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契机。受此影响带动,京师词人先后组织多次唱和,特别是在词坛产生广泛影响的秋水轩唱和,皆以稼轩风为主调,稼轩风因之而盛行于京师词坛。　　 与稼轩风在京师词坛的劲吹相伴随,浙派也在悄悄地进军京师。康熙十年,浙派的两位主将朱彝尊和李良年也来到了京师。这二人周旋于京师名公巨卿之间,与之往复酬唱,在京师词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康熙十二年,朱彝尊舍馆京师宣武门,专意投入《词综》的编撰工作。正是借助于《词综》的编撰,浙派在京师逐步地扩大了影响,龚翔麟就是在与朱彝尊的朝夕相处中成长起来的浙派优秀代表。康熙十七年(1678),《词综》编竣付梓,标志着浙派正式形成。明年,朱彝尊应征博学宏词科时携带《乐府补题》进京,并在京师词坛引发了大规模的“拟补题唱和”活动,咏物词风炽盛,浙派在京师词坛的影响于是达到高潮。　　 康熙十五年(1676),顾贞观来到京师,结识了纳兰性德,彼此一见交契。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饮水词人群。他们以编辑《今词初集》为契机,提出了“铲削浮艳、抒写性灵”的词学主张,在阳羡、浙西之外,另树一帜,形成了饮水词派。饮水词派因纳兰的早逝而中途夭折,未能在词坛产生足够的影响。　　 作为京师词坛的杰出代表,曹贞吉既受到阳羡词风的孳乳,又受到浙西词风的沾溉,其《珂雪词》表现出了雄深苍稳、寄托遥深、清俊秀拔、一归雅正的风格特征,在清初词坛独树一帜。　　 本文主要以康熙八年至康熙十八年的京师词坛为研究对象,力图寻绎此间京师词坛词学现象发生的前提,发展的现实及演变的趋势,对京师词坛进行了几个方面的研究。全文凡五章,撮其要旨如下:　　 第一章,以广陵词坛与京师词坛的互动为中心,探讨广陵词坛对京师词坛的影响。广陵词坛对于京师词坛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一、通过一系列的稼轩风唱和活动培养出了阳羡词风的领袖陈维崧,而陈维崧在康熙七年于京师词坛的交游唱和将稼轩词风吹进了京师词坛,这是“赠柳词唱和”、“秋水轩唱和”相继在京师发生的重要前提。二、通过《菩萨蛮·咏青溪遗事画册》、《海棠春·闺词》等调的唱和活动,对“秋水轩唱和”中的艳词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三、“秋水轩唱和”的选调、用韵、及一调多阕的唱和样式与广陵词坛一脉相承。四、朱彝尊的《沁园春》调咏物艳词,采用联章的创作形式,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来自广陵词坛的重要启示,与广陵词坛开启的艳词创作风气密切相关,但能尽扫陈言,摆落故态,将艳词创作推进到新的阶段。　　 第二章,以“赠柳词唱和”、“秋水轩唱和”为考察对象,探讨了京师词坛稼轩风发生的前提,发展的现实和演变的趋势。从陈维崧在京师的稼轩风唱和,到“赠柳词唱和”,再到“秋水轩唱和”,其形式由分散到集中,规模由小到大,反映了稼轩风唱和在京师词坛不断发展的趋势。“秋水轩唱和”的发生,标志着稼轩风实现了对文化中心京师的占领,已经成为词坛创作的主流。当然,艳词创作也是“秋水轩唱和”中的重要特征,它表明,不管稼轩风如何劲吹,传统的花草词风依然是词学创作中的重要一脉。　　 第三章,主要探讨了《词综》的编纂、“拟补题唱和”、《浙西六家词》的刊行与浙西称派之间的关系。论文认为,《词综》的编竣付梓标志着浙派正式形成,《浙西六家词》只是浙派发展过程中一次偏于偶然的事件,并非是浙派集体意志的体现。它既没有尊体意识,也未能提出鲜明的理论主张,不具备作为一个词派树帜的前提和条件,与浙西称派没有必然的联系。“拟补题唱和”只是浙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高潮阶段,是浙派对词坛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事件,其结果是导致了咏物词风的炽盛。朱彝尊携带《乐府补题》进京,并没有借“拟补题唱和”来刻意淡化兴亡之感以迎合政治需要的主观意图。客观上造成这种兴亡之感被弱化现象的根本因为,主要在于浙派词学自身的发展演变,这应该归之于词学自身的问题,而不能夸大为政治事件对词学发展的巨大影响。有鉴于此,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拟补题唱和”的误解或曲解有必要进行重新认识和评判。　　 第四章,主要从领袖、词学主张、词人群体、选政等方面论述了饮水词人群作为一个词派存在的事实。探讨了其“铲削浮艳、抒写性灵”的词学主张所具有的现实针对性和词学史意义:它对抒情功能的强调,既针对传统花草词风流于浮艳的弊端,又指向浙派末流缺乏性情的流弊,为词体抒情功能的回归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章,首先考证了曹贞吉的有关生平情况,由此进而对其家庭变故、艰辛的童年生活、二十多年力学应举的坎坷经历、进士及第后长期不得志的仕途困蹇,以及其弟弟申吉陷于三番之乱时的危苦境遇等现象进行剖析,以此说明这一系列遭遇不仅对曹氏诗词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促成其形成“寄托遥深”的词风。在这些因素之外,其作词宗奉稼轩,既受到阳羡词风的孳乳,又兼师南宋诸家,并在与朱彝尊、李良年的交往中承浙西词风的沾溉,从而形成了以雄浑苍稳为主、兼有雅洁秀逸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