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上讲,“全球秩序观”是更为偏向“全球化”视角与“全球治理”实践的“国际秩序观”。在当前国内国外大变局的前提下,中国不断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并日益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领军角色。因此,使用“全球秩序观”相比“国际秩序观”更加贴切,且更具针对性。在明确以上问题的基础上,我们界定:全球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与国际互动基础上形成的系统化的国际安排与运行制度。全球秩序观是指国际社会行为体对国际秩序的认知,既包括该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态度、判断,对他国家经验的分析、汲取,也包括在全球治理实践中所总结的理论与经验,以及由此构建出的对理想秩序观念的愿景。结合上述概念,我们可以给出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的定义。即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是党对外决策的观念指引,是在历史与实践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秩序观念体系,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角色定位的认知,对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对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的认识,以及对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的态度与构想等。党的全球秩序同具有先进性、发展性和规律性。研究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的变迁,对于厘清中共全球秩序观念形成之前的变迁历史与变迁逻辑,丰富和扩展新时期全球秩序观的内涵和外延,找出新时期国际秩序的维护与建设路径,以及改善和推进我国全球秩序观念的话语权拥有借鉴意义。在界定概念的基础上,文章选定三个核心视角作为解构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的重要维度,即国际身份、国际互动、党的外交指导思想。根据这三个视角所属概念的界定与解析,将中共全球秩序观变迁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党全球秩序观受到冷战结局和世界革命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革命者”与“融入者”的双重秩序倾向并存、前者较为明显的特征。第二阶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八大,较为明显地表现出全球秩序“融入者”角色以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原则特征。十八大以来我党关于全球秩序的观念创新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更加强调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强调全球秩序变革引领的使命感,更加强调全球秩序“建设者、维护者和贡献者”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反对美国霸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但不挑战基本秩序,推动国际体系有序变革。经过历史追溯与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的发展有其规律可循。首先,党的外交指导思想的变化方向决定了全球秩序观变迁的方向,这表现在:适时调整、与时俱进的外交指导思想前瞻性领导外交实践的方向,而僵化的指导思想在则会阻碍其进步;其次,国际互动是党的全球秩序观的重要来源与发展动力。这表现在:国际互动是全球秩序观的重要来源,国际互动的需求推动全球秩序观的发展;最后,党的全球秩序观念变迁与国际身份变化紧密联系,这表现在:国际身份本身构成党的全球秩序观的重要组成、塑造参与国际秩序的态度、影响国际互动的范围与深度。当前,中国共产党发展全球秩序观面临着难得的机遇,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新时代全球秩序观念建设提供了科学的导向与指引,使得新时期秩序观念建设有了系统的指导方针;第二,近年来国际秩序的深度变化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创造机遇;第三,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转变国际身份抱有积极期待,因而赋予了中国积极改变国际身份的良好国际环境。然而,基于新时期国际形势的纷杂多变,中国的全球秩序建设仍然面临着多项挑战,需要中国外交持续发力才能规避风险,突破困境。首先,在践行指导思想的过程中会遇到多项挑战,思想与实践的结合存在脱节性与滞后性,许多外交难题仍然会在长时间内得不到有效解决;其次,中国将与世界多个国家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尤其中美两国间的摩擦与竞争将长期存在;最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中国改变其发展中国家的定位,甚至承担超过自身实力范畴的国际责任。论文的主要创新努力体现在研究视角的设立上。一方面突破了过去研究国际秩序观的国家视角,转而使用党的视角对秩序观念进行解析;另一方面,通过对历史规律的剖析尝试建构出三个衡量变迁标准的分析视角与分析要素——国际身份、国际互动、党的外交指导思想——作为分析影响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的重要因素。这三个分析维度,既作为衡量变迁的标准,又作为判断变迁的主要内容,同时成为了剖析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历史规律与未来预测的核心标杆。作为一个演进的历史概念,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在三个历史时期中分别受到来自这三个分析要素的互动影响,进而形成了全球秩序观演进的历史规律。希望这一创新可以为分析秩序观念的变迁提供有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