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至1967年之间的中国与印尼双边关系，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亚洲冷战的重要研究课题。两国关系的发展，既深受两国国内政治变动、特别是印尼国内政治变动的影响，又与亚洲冷战格局密切相关。1965年8月17日，在印尼庆祝独立二十周年的国庆演讲中，印尼总统苏加诺高度评价了中国—印尼双边关系，称之为“北京—雅加达轴心”，以此为标志，中印尼关系到达了一个准同盟的顶峰。然而仅仅6个星期之后，双方关系就因为“九三〇事件”的发生，出现了颠覆性的逆转，两国关系急遽恶化，直至1967年最终破裂。本文从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国家构建与中国的革命主义外交政策的双重视角入手，分三个阶段论述两国关系在1959至1967年间从友好到敌对的历史过程，并分析两国关系破裂的深层次原因。印尼是二战后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其遭受殖民的历史超过300年，领土极其分散，人口分布极不均衡。内部族群、语言、宗教信仰纷繁复杂，外部大国势力频繁干涉，使印尼的民族—国家构建困难重重。面对多样性与脆弱性的国家特性，印尼的政治精英选择了一条通过制造“敌对他者”以塑造统一的国家认同并增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民族—国家构建路径。1959年苏加诺建立“有领导民主”体制，将以美国为首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视作“敌对他者”，围绕这一“敌对他者”进行印尼民族—国家构建，外交政策也逐渐激进。这与中国的外交路线相互呼应，得到了中国的大力支持。以1962年西伊里安问题为契机，两国在1959至1962年间逐渐发展为友好的关系。从1962年到1965年，双方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至1965年达到了“北京—雅加达轴心”的准同盟高度。在这一阶段，中国的革命主义外交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冷战中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国家，它既是一个有半殖民地历史的第三世界国家，同时也是通过自身革命获得成功的社会主义阵营大国。这种双重身份，使中国对自身的革命道路充满自信。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论的共同影响下，中国鼓励并支援亚非拉等中间地带国家的反殖反帝运动。1960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出现“左转”的变化，在争取中间地带的外交策略下发展与印尼的双边关系。在印尼—马来西亚冲突、印尼退出奥委会、联合国等国际事务中，中国都给予印尼巨大的物质与外交支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了显著进展，并最终形成了“北京—雅加达轴心”的准同盟关系。1965年的“九三〇事件”成为了两国关系中的分水岭性事件。中印尼关系在短时间内由友好转向敌对并于1967年正式破裂。从1959年苏加诺建立“有领导民主”体制以来，印尼国内出现“苏加诺—印尼陆军—印尼共”三足鼎立的政治局面，这一依靠苏加诺个人威望与政治手腕维系的局面注定难以维系，最终导致了“九三〇事件”的发生。“九三〇事件”后掌控印尼局势的印尼陆军开启了印尼民族—国家构建的新阶段，“敌对他者”的路径再一次被应用。印尼共产党被塑造成印尼“内部敌对他者”而遭到清洗与镇压，中国因为长期对苏加诺与印尼共的支持而成为“外部的敌对他者”，大批华人遭到迫害、甚至屠杀，中国驻印尼使领馆屡受冲击。印尼视印尼共及中国为“敌对他者”的民族—国家构建与以争取苏加诺支持印尼共为基础的中国对印尼革命主义外交形成了结构性矛盾，中印尼关系最终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