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中国学兴起并逐渐趋向繁荣。其中，许多华裔史家做出了较大贡献。本文着重考察华裔史家群体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治学道路、风格及其成果，揭示其历史解释的主要模式、特征及其学术价值。　　本文第一章主要分析美国华裔史家的社会文化背景。首先，华裔史家有着共同的或类似的“前见”，即有着难以忘怀的家国情怀和时代体悟。这包括对祖国文化的眷恋、家庭教育熏陶、学校师生的学术传承，民国时期特殊的文化印迹以及战争和离乱的人生冲击等。借助他们的回忆资料重构了这些共同的人生体验。其次，他们带着上述“前见”踏上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体验到美国的异质文化。从华裔史家所从事的史学研究看，影响他们历史解释的主要方面有当时的美国中国学、非华裔中国学者、西方文化教育传统、美国现实社会与文化等。第三，美国华裔史家群体在交流互动中不断发展变迁，华裔史家的历史解释带有非华裔学者无法体验的内在因素。　　华裔史家如何具体理解和解释中国历史，是本文第二章的主要内容。美国华裔史家的研究取向，基本由社会经济史、思想文化史转向新文化史。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华裔史家既有从中国近代史学中带去的一些方式，比如杨联陞、何炳棣通过“关键词”对经济史的解释;也不乏受到美国中国学的影响，研究方式和主题选择上有所借鉴，如萧公权和张仲礼的中国士绅研究、何炳棣对中华文明的起源的探索、王业键对清代田赋问题的解释等。又如刘广京等人在费正清基础上对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黄仁宇对明代经济的分析。　　在思想文化史领域，华裔思想史家不仅参与其中，而且由于其内在体验的优势，在某些方面显得更胜一筹。如对东汉思想的分析、对宋代文化转向的解析、对清代思想史的解释，对“五四运动”意义的解释等。　　华裔史家群体是一个有活力的群体。他们关心历史和现实，关心史学的发展。在新文化史领域，《朱熹的历史世界》对于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就颇具代表性，甚至开拓了新文化史在解释中国史上的范式，对明清之际社会经济观念的研究、对上海都市的重构等成果都很有创意。　　华裔史家的历史解释类型是本文第三章探讨的主要内容。其中，社会经济史解释类型主要是对“传统—近代”解释路径与方式的认同与修正;思想文化史解释类型则集中分析从内部力量、外部力量以及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等三个角度和要素进行历史解释的理论;新文化史解释类型则体现在对“现代性”问题的发掘和对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拓展。　　第四章以个案研究方式，集中分析华裔史家历史解释的基本特色和模式。许倬云是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代表，这不仅与他的学术人生经历和个人性格有关，还取决于他的世界整体史观、史学解释目的论等;余英时则是运用人文学科研究方法进行历史解释的典型，这与他早年的“乡居”经历以及学校教育有关，也因此形成了他的多元人文史观和主客统一思想，这延伸到具体史学研究上，就形成史学有法但无“定法”的见解。一般而言，华裔史家的历史解释很难超越这两种基本模式，但这两种基本模式在华裔史家的具体研究实践中，不是截然对立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最后，本文对华裔史家的历史解释实践与理论进行总结。证明了历史解释中“前见”对于理解的积极性，时间距离对于历史解释形成双重性和“效果历史”意识对于检验历史解释的有效性。在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即在史学史意义上，存在“美国华裔史学”这一学术群体，希望学界对此予以关注，进一步深入研究，总结其学术研究实践和理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