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以1924-1934年为时限、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在广泛收集、细致梳理各种相关档案、报刊、地方志、县级革命史料汇编,以及众多革命见证者的回忆和口述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地探讨了革命与社会之间关系中的若干问题,并就此回应中国和西方的一些理论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般论著提到中国革命的农村战略时,或从1923年"二七"罢工的失败开始,或以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上"二大"上的提纲为中国革命农村战略的开始.在对史料仔细耙梳之后发现,从1920年到1923年这段时间,许多论著都未涉及,存在着认识上的空白.恰恰是这段时间,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都未曾对农民寄予很大的革命期望.而且,1923年年底中共革命的农村战备相关文件的出现,以及从此开始的不断升级、不断细化,都与共产国际的高度估计中国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的倾向有关,并在共产国际的有力推动下形成.共产国际以为农民革命积极性高,实际上在赣东北地区一些热闹盛大的农运场面,大部分只是看客,有许多农民事实上是与运动相疏远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像一些论著所说,农民有或没有革命积极性.这两种看法都有问题.在第一章中,通过对比像方志敏邵式平等地方革命精英,工作重心在或不在家乡,表明:农民的革命或不革命,并不是确定的,他们只有在革命领袖的组织和领导下,才可能大规模地参加革命.农民的革命需要组织和领导.赣东北根据地爆发了几次革命的洪流.在第地平日 通过对洪流中每个农民如何参与进来的类型分析之后,发现大部分农民是经过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交往结构走到革命中来的.不远万里参加革命的很少.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有革命热情、有感召力和组织才能的农民成为革命的精英和骨干,对于革命洪流的形成发挥了比一般农民大的作用.然而,在研究中也注意到,农民社会的革命可能性随着革命精英各种形式的缺位,以及革命活动分子或者他们的代理者革命意识的松驰、偏离和变形,就会异化、涣散和沉寂下来,甚至他转逆流.由此表明,始终坚持党与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从历史发展的大势出发,加强对无产阶级干部队伍的管理和教育,是党领导人民前进时一个不能须臾稍可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