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解读周毓英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文本出发,探寻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原初的理论形态,分析中国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言论间的关系。在周毓英有关法西斯主义的言论主张中,“社会主义”作为核心概念,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通过对所谓“社会主义”的阐述,批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否定共产主义学说,还力图打通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关系。他提出“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蒂为用”,主张专制独裁,实现三民主义的法西斯化。关于中国出路,周毓英主张唯有“法西斯蒂救中国”。他以法西斯主义为指导,主张在政治上“恢复总理制”,实现领袖独裁,经济上以孙中山“钱币革命论”为中心,推行社会(国家)资本主义,文化上主张建立“民族至上主义的文化”。对外,他主张和平外交政策,但反对对日妥协,坚持抗战。周毓英的以上主张,一方面对国民党的统治现状提出了批判,另一方面又迎合了蒋介石政权“攘外安内”的基本政策。法西斯主义一经传入,就遭到中国思想界的批判。其中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时间最早,水平最高,影响最大。同时,中国者法西斯主义也将马克思主义视为自己最大的敌人,它们相互敌视,彼此批判。在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彼此对对方的批判中,都存在扩大化的情况,这影响到后人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