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完全专业化集聚或多样化集聚为逻辑的城市经济研究结论存在很大分歧，而本文试图以协同集聚作为出发点，尝试运用匹配思想及市场设计等实验经济学方法，并使用中国城市数据对城市与人口匹配的三方面问题展开相关讨论。问题一，以协同集聚为前提论证人口自由流动所形成均衡城市规模及结构的合理性。问题二，探寻选择效应、集聚经济与城市生产率关联性。问题三，讨论城镇化发展态势。　　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的基本思路依赖“一个状态、两种效应”重要框架，“一个状态”指假定中国城市产业集聚处于完全多元化和专业化之间的中性状态，这种协同集聚假设更符合我国现实情况,也避免了完全专业化或多样化所出现的对立结论。“两种效应”之一是同行业效应，假定某类型劳动人口迁入数量增加对本产业生产率提高产生更大的影响。由于与本产业更高的匹配效率更高，人口偏好迁移到同类行业主导的城市，即经济个体存在“多数追逐”现象。另一种效应是选择效应，城市生产率差异除了集聚经济影响外，还源于选择因素：首先，事先选择，转移劳动人口偏好选择行业规模更大或资源更集中的城市；其次，事后选择，这些城市里仅有高生产率企业（劳动力）经残酷竞争生存下来，结果该城市行业平均生产率更高，进而强化集聚经济。本文通过对中国特有的城市与人口匹配问题进行研究，结论概括如下：　　①当产业结构满足协同集聚情形时，城市纳什均衡状态与社会最优就业结构难以同时达到。这种“二元悖论”意味着人口自由流动必然同时形成最优城市规模及就业结构的观念有缺陷。由于某类型劳动人口迁入数量增加对城市不同行业生产率不对称影响，且至少有一类劳动人口因同行业劳动人口规模扩大而就业效用得以更大程度提升，那么原有的城市纳什均衡必然被破坏；而城市达到纳什均衡状态，产业集聚结构可能并没有实现社会就业效用最大化。　　②城市发展与产业集群、选择效应关联性很强。以特定产业集群为战略进行开发区、产业园或新区建设以推动城镇化，使“二元悖论”现象愈发凸显，因此若实施了产业集群政策，地方政府出台配套人口政策是必要的。流入集群区域转移人口的增加对本行业生产率影响大于其他行业，那么追求行业（集群）产出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必然会强化该产业政策，而且这些大城市还具有另一种优势——公共资源，加剧了经济主体“多数追逐”行为。随高技能劳动人口大量涌入，尤其当集聚经济收益和成本之间差别很小时，选择效应所引发细小行业生产率变化可能会导致城市规模巨大变动。　　③集聚经济和选择效应共同决定中国城市生产率差异，优秀人才涌入发达城市，低技能劳动人口回流至落后地区，该人口流动模式对我国经济收敛的效果不会特别明显，甚至收入差距还会加大。经过选择效应和集聚经济相互强化，发达大城市行业平均生产率更高，纵然落后地区城镇化率也会很快提高，但是这是因为回流劳动人口在不可贸易部门就业比重扩大所引发的。更值得指出的是，因落后地区不可贸易部门产品（服务）具有不可贸易性，不仅其行业生产率不可能与大城市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相同程度增加，而且不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增加直接转变成不可贸易品价格下降，从而这类城镇化模式对经济收敛的作用并不明显。城镇化最终态势是大城市高、低技能两种极端劳动力互补性趋势逐渐增强，出现“生产性城市”特征，而落后中小城市则走向“消费性城市”道路。　　本文的最主要的创新点在于：第一、首次尝试产业协同集聚为假设构造匹配模型讨论中国城市发展及城镇化相关问题；第二、将城市与人口视为独特的双边市场，大量运用匹配理论及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模拟劳动人口流动，试图解释经验数据不能预测的结果。第三、首次构建农业、可贸易、不可贸易及劳动力资源四部门均衡模型，讨论落后地区劳动力回流情形后城镇化发展态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