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双重身份于一身的冯友兰,凭借其“三史六书”的巨大成就,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冯友兰的哲学历程当中,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现象是其思想由其自创的“新理学”体系转向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转变的原因中虽然有着特定社会环境的客观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从主观的角度上讲,冯友兰自身也存在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因。首先,冯友兰在解放前创立的极具代表性的“新理学”体系本身在理论上存在着一定的紧张,这种理论困境这集中表现为“新理学”体系对中国哲学中古老的“共殊关系”问题难以进行合理的处理,冯友兰主张理可以脱离具体事物而“潜存”,因此在面对“理事先后”问题时,冯友兰没能很好地划分其在逻辑上与时间上的讨论范畴。并且冯友兰在《新原道》中所主张的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也存在两点不足,一方面冯友兰过于强调“经虚涉旷”的高明境界的重要性,却对与“道中庸”直接相关的日常生活当中具体的实践有所轻视;另一方面高明与中庸之间的联系仅只是以“经虚涉旷”的境界反观人伦日用,并未提及“道中庸”对于“极高明”的作用,这使得冯友兰的思想仍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为其思想转变打开了窗口。其次,冯友兰游历欧洲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在三、四十年代开始运用唯物史观,虽然在其《新事论》中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仍有一定的局限,这种局限表现在单纯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讨论其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却并未提及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观点,但《新事论》对于旧历史观的突破使其逐渐认识马克思主义,并对其产生了最初的好感,这也为其后期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可能性。再次,冯友兰对于“主客关系”问题的阐发,使其对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这一事实,不仅有旁观其发展的认识,还产生了融入其中的可能,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的一系列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冯友兰在“贞元之际”提出的部分主张,并最终促成了其思想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