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50-70年代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作家叙事视角在“革命实用理性”和“生活实用理性”之间的转换、交叉来探究作家的叙事“无意识”在作品中的体现,并兼及两种叙事视角的矛盾在作品中形成的叙事缝隙,试图证明最深刻地影响作家叙事视角选择的是“实用理性”的集体无意识。文章的主体部分,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再解读”研究成果的梳理引入实用理性概念；第二部分,通过对《红旗谱》等三部小说的解读,分析作家在书写革命“降临”时所选择的生活实用理性视角,以及这种视角观照下,在证明革命的合法性的叙事意图中潜隐的分裂；第三部分,通过《红日》等三部小说的解读,分析作家在叙述暴力革命时由生活实用理性视角向革命理性视角的内收,以及多种革命理性视角表现的“丰富性”的存在；第四部分,通过对《创业史》等三部小说的解读,分析作家又试图回到生活实用理性视角的努力,以及作品中两种叙事视角的转换、交叉的“吊诡”。具体表现为两种视角叙事的交叉留下的叙事逻辑的缝隙,作家在表面的叙事从容中隐伏的叙事焦虑以及对这种焦虑的“修饰”。结论部分这个时期的作家在选择实用理性视角进行叙事时,他们在更“广阔”的生活实用理性和相对更“本质”的革命实用理性之间更偏重前者。他们经历了一个从生活实用性角度接受革命,到用革命实用理性证明革命的合法性,再到从生活实用理性反观革命的复杂的变化过程。 本文从叙事视角这个角度切入,引入“实用理性”的概念,分析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同时明确,实用理性既是他们意识超越性发生的萌发点,又是他们意识文化传承意义上不可摆脱的“宿命”,它总体上决定了这个时期作品思想意识所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