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以地处黄河上游“汉藏走廊”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小民族——撒拉族在近八百年时光中“雕刻传统”为主题的历史民族志考察报告。在五个月左右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汇集各种地方文献、西北游记以及口述史等材料,描绘了从蒙元时期作为一支“色目人”的中亚“军事移民”群体,进入中国并定居循化至今逐渐成为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历史线条”中撒拉族“文化观”不断变化的具体景象。通过对撒拉族身处三种不同文化体系——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安多藏文化、以汉儒文化为代表的上层国家政权以及伊斯兰教体系交错辐射的历史情境的考察,我力图表明的是诸如“建构文化”此类与现代性紧密相关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国族主义时代的“新生事物”,从历时性的动态过程来看,它是不同历史时期以“国家”与“地方”为主轴的“上下左右关系”的回应；而从具体的回应实践来看,也并非仅仅循着“国家”所预设的理性“文化框架”进行,在争取政治地位、生存资源以及社会名望等利益的驱动下,地方的文化创造呈现出与历史及当下日常实践不同程度的“脱轨”状态,它在把握生活文化的混杂性上是失效的,特别是在处理“死亡”精神世界方面尤为无力,但其化约的文化观却在强制性的社会权威下,不同程度的影响了现实的社会生活。在本论文中,我把从元末明初至今漫长历史中撒拉人社会群体所经历的“传统”变革过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元末明初至清初的“土司年代”的“番族化”；清中期至民国的“回回族团”时期；1950年代以来从“回回族团”中逐渐脱离成为独立“民族”的时期。在这个由“色目人”到“番”、由“番”到“回”、由“回”到“撒拉”的传统变革过程中,军事、联姻的“地方性策略”,世俗政权结构的更替、转型与伊斯兰体系的分散、收缩作为最重要的结构性张力,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形塑了撒拉社会的历史与文化的缔造。在上述社会结构背景下,着重对撒拉族历史上沿袭至今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白骆驼”及其衍生的庞杂象征体系作了详尽的阐释,说明它是撒拉人对于自身独特的“伊斯兰化”世界观与生活理念的综合表达；除此之外,还具体论述撒拉族的“传统发明”,我选取了几项具有普遍性的惯常文化事象服饰穿着、居住建筑和语言文字作为考察对象,追溯它们在历史上的流变过程,并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作出社会分析。但是在当下的传统营造中,上述错综的文化现象都在强调“伊斯兰化”与“撒拉化”的文化重建中被从“混杂性”的生活中抽离出来,改造成失去“历史效力”的单一化符号,不同程度的成为地方政府增强政治经济竞争力的文化“筹码”与“标签”。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变革与宗教正统的双重趋同性要求下,这些文化事象的创造大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由“国家”主导,由地方精英群体实施。地方精英们在撒拉社会经历了从“皇帝——土皇帝——国族”的政治框架变迁下,也从传统的“地方保护性”精英转变为具有“国家性”与“制度性”的“功利理性主义”的精英。在当下的具体创造活动中,地方精英也并非“被动”的遵循着“国家文化框架”,而是在其框架名义下以“地方福祉”为前提对众多复杂“创造方案”的带有明确意图的“拣选”。这种“破旧立新”的“创造性破坏”活动在给现实生活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与地方荣耀的同时,也以资源竞争的方式凸显出循化撒拉族与周边不同民族强烈的区分意识。更为重要的是,长此以往的“破与立”、“拆与建”,“物”的文化形式所蕴含的“生命力”也将变得越来越短暂而脆弱。最后,把以民族主义为最终命运的“传统发明”的论题还原为实实在在的文化实践。以撒拉族“历史文化观”为例,通过对此具有“观念意义”和“时间结构”的历史线条的梳理,重新考量并反思中国历史本身所蕴含的对待“传统”与“过去”的情感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