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变是工业革命以来与现代经济增长同步的现象,即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到非农业部门的持续转换以及从工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的流动。金融危机前,人们普遍认为,三次产业结构表现出“三二一”的演变规律。但是,金融危机使得发达国家重新梳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提出重新发展本国制造业的发展战略。这对于结构转变的理论研究是最大的冲击。本文以结构转变为研究对象,关注中国及各省产业部门经济活动及其资源配置情况。对21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800-2010年的结构转变事实比较发现：制造业份额的拐点是衡量结构转变的重要标准,且就业的结构转变总是先于产出,工业就业的拐点(人均GDP为6413国际元)先于产出拐点(人均GDP为7133国际元)。中国处于从“工业化”迈向“去工业化”的阶段——中国工业产出与就业份额都己经过了倒U型拐点；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业结构转变尚未完成。中国的结构转变具有库兹涅茨式的复合特征——同时处于结构转变的第一、二两阶段。中国结构转变的初始条件发生变化,过早“去工业化”蕴含极大风险。同时,产业结构演进中二产>三产>一产的无效率规律,也是中国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需要注意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结构转变表现迥异。工业就业份额的拐点在人均GDP为24343元(1978年价格),截止2012年除西藏、甘肃、贵州、云南外其他内陆27个省均达到；工业产出份额下降的拐点在63850元(1978年价格),截止2012年仅北京、上海、天津达到。截至2012年,仅有北京、上海、天津完成了农业结构转变。因此,考察中国的结构转变需要重视省际间的差异。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下测算出中国31个省三次产业部门1978-2012年间可变折旧率,然后再根据永续盘存法估算出各省三次产业部门的资本存量。本文选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使用随机前沿面板模型对197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三次产业的效率下降程度(由模型的效率参数表示)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的演进过程伴随着效率的提高,二、三产业的演进越来越无效率。2.生产无效率的4个影响因素——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程度、政府行为和开放程度对三次产业的效率有着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影响。3.将三次产业部门的TFP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增长率、配置效率增长率三部分,配置效率增长率在三部分贡献中占绝对地位,严重阻碍了本部门TFP增长率。4.第三产业TFP增长率显著高于一、二产业,这种差异与劳动力从农业和工业部门流向服务业部门的配置情况相一致。二、三产业TFP增长率或其差值与该部门结构转变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更为明显。就资本回报率而言,在资本回报率递减规律降低资本回报率、劳动力配置与技术溢出提高资本回报率的互逆作用下,各省三次产业资本回报率随着资本存量增加表现为L型下降趋势,近年来保持稳定符合卡尔多事实。产出品价格与资本品价格变化的差值,是构成实际资本回报率波动的主要因素。就资本配置效率而言,一产资本配置效率是有效的,二产资金吸引能力与该产业部门的成长性无关,三产存在相对严重的资本错配。三次产业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有TFP增长率、资本产出比、结构转变(产出份额和就业份额)、市场化和政府行为。其中,TFP增长率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作用于资本回报率,不同部门会有正负不同影响；资本产出比和产出份额有利于资本回报率,就业份额、市场化和政府行为则不利于资本回报率。在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一定的要素禀赋条件下,一产、二产的技术选择促进本部门人均产出增加,当技术选择系数上升1个百分点时,一产实际人均产出上升0.21个百分点,二产实际人均产出上升0.36个百分点。三产技术选择效应不显著。各省在加快资本深化、提高资本劳动比、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本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制度安排显然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