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集注》是朱熹晚年的一部力作，是楚辞学史上的重要专著之一。宋端平三年（1235）,朱熹之孙朱鉴将《楚辞集注》、《楚辞辩证》和《楚辞后语》三部分合刊。此版成为今存最早、最完整的《楚辞》刊本，代表宋代楚辞学的最高成就。明清之时，备受推崇，广为流传。朱熹对屈原与《楚辞》的解读与评论，不再是简单的褒贬，更多的是政治穷困下的理性思考,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情感抒发。较之王逸，朱熹对屈原的接受更多站在政治的角度，是宋代文人的普遍价值取向。宋代理学的兴盛，使得朱熹对楚辞的接受带有强烈的理学色彩；作为集理学家和文学家于一身朱熹，不忘从文学角度切入，揭示出楚辞的文学特征。并且通过研读文本本身以及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骚体观。　　本文的论述运用文化诗学的理论基础。文化诗学，作为朱熹《楚辞集注》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是创新且现实的,它旨在摆脱楚辞研究的现实困境，并赋予其新的价值功能。通过宋以前的文化诗学背景，探索文学与政治、神话、宗教等学科关系。继而在重点分析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读体会，探求朱熹《楚辞集注》在政治话语、神话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诗学自觉。同时，在与旧注（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的比较中，找寻朱熹《楚辞集注》的文化新义，进一步挖掘《集注》的文学意义与审美价值。本文将古代文学批评与现代文化诗学的理论融合，力图探求朱熹《楚辞集注》的文化诗学倾向。通过以期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诗学”的研究视域做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