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高质量的平衡发展是基础性的。我国不同地区由于资源、技术、人才、政策等条件的不同,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包括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收入的不平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等等。区域间适当的不平衡性有利于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而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差距的持续扩大将减缓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将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导致收入分配的地区性差异,最终使社会福利的整体水平不断下降。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政策的实施,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起我国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种不平衡性的程度、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测度其大小,预测其趋势,寻求其成因对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奠定了本文的理论基础。与传统的东中西三区域的研究视角不同,本文采用省际及东部、中部、西南、西北和东北五区域视角,利用规范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和对比分析等方法建立了包括时间序列、面板数据等多种计量模型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大小、趋势及影响机理展开了细致地研究。在不平衡性的测度分析中,论文分别基于单指标和多指标评价方式从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多角度对我国省际及五区域间、五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进行了测度和分解,探究不平衡性的大小和来源。在不平衡性的收敛趋势研究中,首次将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理论引入到不平衡性的收敛性研究中,根据不平衡测度的转折点将1998-2017年分成了几个小样本期分别进行?收敛、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的检验,同时得到了区域经济不平衡的收敛区间、收敛速度及指数稳态值,并考察了各区域是否存在均衡发展时期。在不平衡性影响因素的分析中,选取了非移动和可移动因素,定性分析了影响因素对区域经济不平衡性的影响机理,利用时间序列和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省际、五区域间和五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小及变化趋,结合定性分析结果得到缩小我国区域间不平衡性,实现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我国省际及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在1998-2017年近20年的过程中呈现增大—减小—增大的“N”字型波动变化趋势,但总体上在下降。通过对泰尔指数的分解,可以发现这种不平衡性更多地来自于区域间的差异。东部地区的不平衡性要高于其他四个地区,中部地区不平衡性相对较低,五区域内不平衡总体上在减小,但东部和中部地区近年来增长明显。从不平衡性的敛散性来看,我国省际、区域间和区域内的不平衡性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分别存在着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状态,收敛速度在近年明显加快,条件β收敛中的约束条件工业化率抑制了不平衡性的收敛,城市化率促进了不平衡性的收敛。通过收敛速度和稳态值的计算发现五区域中只有中部地区存在均衡发展时期。可移动因素对于省际及五区域间经济不平衡性的影响更显著,非移动因素经济活力不足,政策性因素和科技因素的作用不显著。资本因素促进了不平衡性的扩大,劳动力和产业结构因素抑制了不平衡性的扩大。要缩小五区域内各自的不平衡性,东部地区主要依靠提高科技水平;中部和西北部地区主要依靠政策因素、劳动力因素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西南地区主要依靠资金的投入、劳动力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东北地区主要依靠资金、产业结构和科技水平。最后,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及成因进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结合国家的区域政策差别、制度差异和发展基础对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平衡协调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