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公司是1898年开始在中国大规模投资的英资企业。它以经营煤矿为主，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中国内陆腹地，特别是煤储量极为丰富的山西和河南两省。较之于当地星罗棋布的私人土窑，福公司不但具有极为明显的资本和技术优势，而且拥有英国政府的外交支持。因此，从它进入中国经营煤矿业开始，就引发了来自该地区民众的强烈抵抗和中英之间的持久交涉。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落败于日本，造成了引进西方资本与技术发展民族实业的舆论倾向。但是，一旦给予福公司经营煤矿的权利，势必会造成晋豫两省煤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方绅士作为民众代言人，敦请清廷拒绝福公司的开矿申请。福公司以贿买和游说的方式，争取到了奕劻、王文韶、李鸿章等中央官员的支持，加之英国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中国官方最终承认了福公司在当地开矿的权利。福公司沿用西方法律对矿业权法律渊源的解读，与中国的传统矿业习惯发生了冲突。由于晚清政府当时尚未确立近代意义上的矿业管理体制，无法理顺中外矿业竞争所带来的利益纠纷，矿事纠纷最终演变为政治交涉。晋豫两省的绅士、留日学生、地方官及土窑业主，互通声气、内外援引，就福公司是否有权在河南开矿的问题，与中央政府、英国驻京公使和福公司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交涉。1906年，在交涉无望的情况下，晋商联合出资赎回了福公司在山西境内的矿业权。但是，河南各界没有做到这一点，福公司以出资“报效”政府和兴办公益事业为条件，与官方达成了妥协。辛亥革命后，河南省官员和当地绅商希图利用政权更迭之机，取消该公司的开矿权。但是，“国家”的政治考量，最终压过了“地方”利益。袁世凯政权不但更愿意将旧式土窑纳入国家管理体制，而且，他在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困境，也要求其在福公司问题上与英方妥协，以便获得英国的外交支持。部分土窑经营者被迫组成中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原公司)，仿效开滦煤矿的模式与福公司合作，组建了分产合销的福中总公司，事实上正式承认了该企业在河南的矿业经营权。而福中总公司在豫北矿业中的垄断地位，也将中原公司置于土窑的对立地位。中原公司因此丧失了土窑和地方精英的支持，以地方利益出卖者的身份，受到河南舆论的贬责。袁世凯死后，依袁成事的中原公司主持者失去了政治靠山，河南主政者赵倜利用国民党所控制的省议会，以“民意”为手段，加强了对该公司的渗透和控制。此后，该公司就成了河南各届主政者的主要税源。但是，由于中原公司在军界和政界广布人脉，加上官方对它的合作者即福公司的忌惮，该公司的商股股东仍然掌握着对公司事务的发言权。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前后，中国共产党参与策动的针对福公司的工人罢工，得到了国民党河南党部和地方精英或明或暗的支持。中原公司对罢工进行了资金援助，希望就此取消福公司的矿业权。先后控制河南政权的国民军胡景翼、冯玉祥等部也对英商进行了压制。但是，反福公司联盟的利益多元性，使福公司仍在停工的情况下维系了它在河南的矿业权。北京执政府不愿在福公司问题上向地方官民妥协，以免造成与英方的外交纠纷。河南驻军所难以排遣的军饷困扰，也使它在得到福公司借款之后，容忍了福公司停工而不停权的局面。曾受到中原公司和福公司垄断地位所压抑的土窑，在“沪案”所形成的舆论环境中，反而因“政治合格”而具有了发展的机会。部分土窑甚至与福公司进行合作，以包采的方式分享后者的矿业利润。而在同一时期，中原公司因无法长期收容和资助福公司罢工工人，又不愿在经营管理和利润分配问题上甘受军方的控制，从“民族斗争”的主力沦落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其主持者因当初与英商合组时未能尽力桑梓，而被地方精英和军方声讨和追索。中原大战前后，中原公司先后被各个军阀辗转掌控，最终由蒋系河南省主席刘峙派人接管，事实上改变了其商办性质，而成了省府直属企业。中国政权的更替，使福公司看到了复工的机会。在与地方官民交涉未果之后，伦敦福公司高层亲自来华游说中央政府，愿以放弃在华特权为代价促请蒋介石主持复工。蒋介石面对因“九·一八”事变而恶化的中日关系，虽然为了联英抗日而愿意出面促成，但由于国民党河南党部与改组派主导下的道清铁路局的掣肘，特别是因为要照顾到弃冯投蒋的韩复榘势力在河南的利益，中央政府未能完全疏通各方基于福公司问题的争拗。在福公司复工的过程中，已被省政府控制的中原公司希望保持一厂独大的局面，因此，它是最主要、最坚决的反对者。而在一些地方精英看来，中原公司和福公司都是地方利益的侵害者。他们希望完全恢复土窑自由开采的局面，至少应以地方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在包括中、福两公司在内的豫北矿业合作中保有优势。如果中央政府坚持给予福公司重新经营的权利，福公司理当就其侵害地方的行为，向地方民众支付赔偿。但是，福公司矿区的普通民众则更愿意它尽快复工，以便在灾荒频繁的情况下，重新获得租售矿地的收益。河南各方基于福公司问题的意见分歧，使中央政府的主张得以实现。在后者看来，福公司问题不但牵涉到英国在中日交恶之后的对华政策，而且也是重新规范涉外矿业管理体制的契机。随着蒋介石的政治地位的逐渐稳固，河南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有利于蒋系的变化。南京政府按照新的矿业法，加强了对豫北矿务的干预。在国民政府主持下，福公司与中原公司再次合作，成立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下称中福联合处)。和特案特办的原福中总公司不同，该处被完全纳入到了国民政府矿业法的管辖范围，中原公司作为中方，主导了联合处的经营与管理。它也不再是分产合销的价格联盟，而是合产合销的中外合资企业。但是，由于新的解决方案并未包括河南各界的利益诉求，中福联合处仍然难以摆脱地方精英对其公益义务的追索，中原公司遗留下的沉重债务也使中福联合处的经营出现了困难。翁文灏奉蒋命赴豫整理中福两公司矿务，并以其可节制当地驻军的特别授权压服了地方，强制性割断了中福联合处与河南地方政府、当地士窑主和矿地主之间的债务纠纷，中断了从清末即一直延续的公益性补助，并将中福联合处完全纳入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管辖范围。福公司在摆脱了公益义务的同时，也被解除了晚清以来的特权，从此成为普通的外资企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福公司成为国民政府对外采购战略物资的代理人，而它与中原公司组成的中福联合处，则先后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继续进行矿业生产。1948—1956年期间，中福联合处在焦作和汉口的财产先后被新中国政权接收，从而结束了福公司在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