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由于自己的革命事业一再遭遇挫折,孙中山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的苏俄。在经过早期的接触以后,双方决定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之上展开合作。苏俄将国民党作为实现其远东战略棋盘上的一枚重要棋子,而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亦将苏俄视为其参与国内政治角逐的重要砝码。在苏俄的影响下,孙中山和国民党开始改变其对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外关系的认识,“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等“苏式”概念工具开始在他本人脑海中和国民党内生根发芽。经过早期磨合之后,孙中山最终接受苏俄的提议——对国民党进行改组——通过改变党的组织体系和内外政策来实现党的新生。在经过党内的激烈的讨论与争执以后,国民党终于在1924年召开了自己的第一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实现了党的改组。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广州国民政府,并开始将自己对外政策付诸实践。以反帝废约为主要诉求,以民众运动为主要手段的革命外交由此诞生。国民党的改组是通过国共合作的形式来实现的。在1923-1927年国共合作的这段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各项内外政策都深受中共的影响。为了将国民党推上彻底的革命道路,中共与国民党内的左派联合一起,对意图阻碍革命的右派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斗争。右派的对外主张偏向温和,大多反对坚决执行国民党一大所制定对外政策,而左派则以此为由对其施以攻击。党内斗争的结果,直接作用并体现于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实践。在广州国民政府最后的半年和武汉国民政府初期,中共与左派联合掌握政权,逐渐将革命外交推向高潮。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政府遂开始对原有革命外交政策进行调整。武汉政府实行战略退却,南京政府放弃反帝废约,实行反苏修约,激进的革命外交逐渐退潮。最终,宁汉合流的实现,使得激进的革命外交退出历史舞台。1928年济南事件的发生,让正在试图调整对外政策与西方重归于好的国民党遭受到严重考验。民众反日运动高潮迭起,由此导致革命外交又有重新再起之势。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中央试图疏导、控制民众激烈的反日情绪,但却遭遇党内反对派的阻击。由此导致党内当权派与在野派之间的斗争再次升温。外交问题与国民党的党内纠纷紧密的缠绕在一起,外交成为内争的工具,在这一时期得到鲜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