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教师是继国家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后在农村地区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尴尬的身份与拮据的经济收入使得代课教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以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代课教师职业选择的宏观制度因素与微观个人因素,指出代课教师是特殊历史时期制度安排与个人选择互动作用的产物。从宏观层面来说,我国特定时期的财政体制、1985教育经费的“分级管理”体制、1986年M县顶替、招聘“民办教师”的地方性政策都是影响代课教师职业选择的制度因素。另外,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是代课教师产生的关键因素;从微观层面来说,代课教师的行动并没有完全受到制度的牵制,他们的行动不是盲目的,相反,代课教师选择教师职业是一种兼具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理性行为。首先,代课教师的生存理性满足了安全第一的生存需要;其次,代课教师是经过对行动选择的成本与效益进行计算、预测、评价和推论后才选择教师职业的。所以说,代课教师的选择具有经济理性;最后,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标准相比,社会理性选择更具多样化,它促使代课教师在职业选择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的标准,而只是“满意”和“合理”的标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农村教育也发生了全面的变革。长期以来代课教师期望的“转正”梦想已基本破灭,面对制度变迁对职业稳定性的威胁,代课教师普遍选择了退出、呼吁与观望三种行动选择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