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一带一路”四年多来，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受到同国际国内的关注。2017年中国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占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同期对沿线国家海外并购达到62起，可见中国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迅猛地增长态势，沿线国家已成为中国跨国企业最为重要的投资区域之一。大量的研究从对中国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诠释，但从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维度研究较少。营商环境衡量的是开办及经营企业所需的包括制度和时间在内的成本，世界银行营商环境项目实施15年来，每年通过不断调整优化营商环境衡量指标，给予各国政府制度上的指导。但就目前的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从营商环境维度来研究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时，大多数是以营商环境中部分的细分指标为着落点，且对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同OFDI的关系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结论，对二者的关系研究亟需得到进一步加强。
　　本文围绕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关系的研究包括以下6章。第1章是导论，主要包括研究的背景、意义、框架以及文章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是对营商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以及其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文献梳理，并对文献进行了简要评价；第3章是对OFDI相关理论、跨国企业投资动机以及营商环境理论进行回顾；第4章是对中国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东道国营商环境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出二者的发展特点。第5章是结合静态面板模型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以中国2005-2015年对40个沿线国家和57个非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被解释变量，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前沿距离得分为解释变量，沿线国家滞后一期营商环境为增加解释变量，以及加入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自由贸易协定虚拟变量、对外贸易、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和通货膨胀等7个控制变量，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当期和前期营商环境与中国对东道国OFDI的关系具有国别差异效应，沿线亚非洲国家、低及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国家当期及前期营商环境的改善均同中国OFDI无关；沿线欧洲国家、高收入国家前期营商环境的改善对中国OFDI具有促进作用；沿线欧洲国家当期营商环境的改善对中国OFDI具有抑制作用。第6章是对研究结论的总结以及基于研究结论基础上的对策建议，对策建议分别为：加强同沿线国家合作，在合作中推动营商环境的改善；突出FTA协定作用，助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合理防范经济风险，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