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格局的多极化,美国已不能在多边法律体制中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对美国来说,部分国际条约甚至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绊脚石。因此,为继续推行“美国利益优先”政策导向,美国近年来频繁退出相关多边机制。同时,美国不断扩大其国内法的域外适用,试图以美国利益为先的国内法来规制跨国性法律事务。美国的国内法域外适用在一系列经济管制法规中表现尤其突出,如垄断法、证券法、出口管制法等。其中,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所导致的法律冲突最为频繁,无论是中兴案、华为案,还是美欧关于石油与天然气管道纠纷案等,均与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息息相关。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出口管制法的公法性质,这种冲突不能纳入国际私法中用冲突法予以解决。该问题涉及到了一国主权,在各国家实践中表现为管辖权的冲突,因此无法从私法层面予以解决,这便需要进一步从国际公法的角度探讨关于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的法律冲突问题。分析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是否具有合法性?若具有合法性基础,这种域外适用如何进行合理性的限制?对于超越合理性的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应如何予以应对呢?目前,学界关于这类问题尚为得出统一的意见,关于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的法律冲突问题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研究该问题的前提便是厘清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冲突问题的基本概念、规则与历史演进。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的实践,对这些频发的冲突进行类型化分析,继而得出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存在与国际法和他国法冲突的两种情形。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法律冲突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探讨。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与国际法的冲突,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该问题的本质在于探讨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是否存在国际法基础,是否具备国际合法性。这种冲突具体表现为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与国际条约、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管辖权规则等冲突。根据国际法的管辖权规则以及相关实践案例,可知国际法并不禁止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即便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有一定合法性依据,也不意味着美国所有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都是合法的,需要结合美国具体的域外适用规则,甚至结合个案予以评判。但无论是合法的域外适用还是非法的域外适用都可能导致冲突,这既与国际法的造法滞后性息息相关,也与传统管辖权规则本身存在局限有关。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即使具备合法性也并不代表具备合理性。合理性包含了合法性的特征,合法性是合理性的前提。但合理性的要求比合法性更高,也是一种对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的限制标准。从合理性的角度对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与他国法的冲突进行评判,可以明确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的限制标准。这类冲突具体表现在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规则与他国制定法的冲突,如阻断法的冲突;还体现在其执法与司法管辖权的冲突。其中,阻断法本是应对美国域外适用而制定,却恰恰加剧了这种困境。由此,对该类问题的深入研究与提出应对之策是十分必要的。对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的两类法律冲突情形的探讨,既揭示了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的本质,也有利于帮助应对美国出口管制法的域外适用的法律冲突。一方面,需要在国际法层面对域外适用的合法性标准予以明确,推进相关国际法规则的完善与发展。同时,各国对于合理的域外适用冲突与不合理的域外适用冲突,应区别对待。对于合法合理的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法律冲突,各国应在遵循国际礼让的基础上进行协商;对于不合理的两种情况,即合法不合理的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冲突与不合法的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则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予以制衡或利用现有的多边机制予以应对。我国应对美国出口管制法的域外适用也应遵守国际法原则与习惯,一方面完善我国的出口管制法的域外适用机制;另一方面擅于利用美国国内法和国际法现有的机制寻求救济。综上所述,美国出口管制法域外适用的法律冲突,是一个综合性的国际法问题。在这些法律冲突的背后,本质上是各国主权的博弈,是各国治理理念与价值理念的冲突。在这场法律博弈战中,各国唯有共同做出努力,才能真正解决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