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高职大学生人格特征、应对方式以及幸福感的分布情况,探讨应对方式在人格特征与幸福感关联中的中介作用,为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择安徽省六安市某职业院校在校大一、大二学生进行统一匿名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3183份。本研究获得校方、学生知情同意。采用的是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CBF-PI-B)、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和福代斯幸福测试问卷(FHTQ),分别评价人格特征、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情况。资料纠正明显逻辑错误后,应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录入,使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分析。运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比较人格特征、应对方式和幸福感在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间的差异,使用线性回归分析社会人口学特征与幸福感的关系。利用Pearson相关分析5种人格特征评分和应对方式评分与幸福感评分之间的相关性,并通过自举(Bootstrap)程序和PROCESS软件检验各中介因素的中介效应。结果本次调查的3183名在校大学生中,神经质和严谨性人格特征评分女性高于男性(27.57 vs 26.16;31.91 vs 31.74),宜人性、开放性和外向性人格特征评分大一学生高于大二学生(34.55 vs 33.31;31.99 vs 30.52;30.43 vs 29.57),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积极应对方式评分,农村户口学生高于城镇户口学生(32.06 vs 31.85),自评学习成绩较好者高于学习成绩较差者(32.25 vs 30.67),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消极应对方式评分,女性高于男性(28.45vs 27.94),大二学生高于大一学生(29.21 vs 28.17),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幸福感评分中,大一学生高于大二学生(7.04 vs 6.93),自评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者高于自评家庭经济条件较差者(7.12 vs 6.72),自评学习成绩较好者高于自评学习较差者(7.08 vs 6.69),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的方法,将调查对象的神经质、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人格特征评分以及积极、消极应对方式评分与幸福感评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人格特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显著关联(P值均<0.01)。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显示,应对方式在5种人格特征与幸福感关联中的中介效应(a×b)均具有显著性(P值<0.05),积极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和外向性人格特征与幸福感关联中的中介效应(a×b)分别占总效应的比例14.93%、36.25%、26.92%、53.25%和31.22%,消极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和外向性人格特征与幸福感关联中的中介效应(a×b)分别占总效应的比例34.90%、6.11%、6.64%、6.75%和6.17%。控制混杂因素后,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依然显著,中介效应比例分别为15.60%、39.01%、28.31%、61.46%和33.77%;消极应对方式在神经质、宜人性、开放性和外向性人格特征与幸福感关联中的中介效应依然显著,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34.50%、4.78%、8.63%和5.28%,但在严谨性人格特征与幸福感关联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P值>0.05)。结论大学生人格特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应对方式在人格特征与主观幸福感关联中起中介作用;增加积极应对方式有助于提高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以及严谨性人格特征的主观幸福感,减少消极应对方式有助于提高神经质人格特征个体的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