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分析朱熹和王阳明的《大学》解入手。在充分比较了两种解读的异同之后,我们提出了如何解读《大学》的问题。文章的兴趣不在于寻找完美的修身之道,并进而将其强加给《大学》文本。我们希望把《大学》作为先秦儒学史的一环,对它进行哲学史的研究。为此目的,文章主体部分首先梳理分析了《周书》德传统。在对这一传统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德”的三个要素:德目、德行、品质。在一个社会中,德目为众人所公认,相对来说具有确定性。社会期待个人践行德目,但个人常常不能践行。因此,个人和社会之间存在张力。总体来看,《周书》德传统以德目为中心,强调践行德目即为有德。它所走的是以德目束身的修德之路。《大学》正是在这一思路中写成的。王阳明坚持把“格物致知”与“诚其意”等同起来,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具体操作过程(功夫次第)。然而我们却在《大学》“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等语句间读出了社会压力的影子。一个走在“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思路上的人,不应当对社会压力如此重视或恐惧。这种人应当惟自己的“应该感”是瞻。所以《大学》虽然也谈“自慊”、“慎其独”,但我认为它并未到达直接从“应该感”出发的程度。实际上,对于社会压力的恐惧或重视,会促使《大学》作者这样的人积极追求关于德目的知识。所以,《大学》最终的出发点不是“应该感”,而是“格物致知”。真正做到从“应该感”出发的是《中庸》。《中庸》直接使用了《大学》“慎其独”这一概念。然而《中庸》不把“慎其独”放在“格物致知”(求知)之后。它把“应该感”称为“天命之性”,并进而以“率性之谓道”一句话,提醒人不断回到“应该感”、从“应该感”出发。“天命之渭性”,实际上是在预设“应该感”的可靠性。接下来的“率性之谓道”则是从“应该感”出发定义德行。“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合起来等于是从“应该感”出发定义德目(教)。这是一条全新的思路。但其前提却完全在于“天命之谓性”这一预设。《大学》没有明确提供一个“天命之谓性”的语境,也没有专门强调“应该感”的可靠性。虽然它的“诚其意/慎其独”已经在使用这种“应该感”了,但我不认为《大学》已经进到以“应该感”定义德行和德目的地步。《大学》修德仍旧依赖德目知识。所以我赞成朱熹:《大学》“格物致知”只能解作向外追求德目之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