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发展论源自对“中国威胁论”的驳斥,将来来源于现实,现实来源于过去,对过去的不正确认识必然造成对现在和将来的错误判断。民族、国家与战争都是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出现的,具有产生、演进和终结的阶段性,属于历史的范畴。用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国家与战争、和平的关系问题,不失为严谨、全面和科学。探讨中国和平发展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研究的议程。首先,应探寻中国和西方在彼此交往互动之前的自身文明特质和对外关系特征,由于中西文明的自然环境差异和开始定居农业的时代差异,古代西方形成了以私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社会结构,古代中国则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社会结构。具体的物质实践方式创造具体的政治文化。在西方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社会中,个体利益难以从人人平等的契约社会中获得扩张,只能向本社会之外的地域寻求扩张,而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古代中国经济社会中,个体利益常常在协作式生产生活的家族、宗族中就可实现,于是铸就古代中国不崇武力的和合文化。同时,古代中国的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还形成了以文化为主轴的华夷互变关系,这种华夷关系使中华民族具备了开放性的民族品格。中西两大文明自近代交汇碰撞后,中西之间的互动进程中形成了三大枢纽。历史时间枢纽意指中国对来自西方的冲击产生了一种“乘数反应机制”,国际政治枢纽意指中国与西方大国的互动使国家与国家相互敌视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内涵发生了扩展和转化,社会结构枢纽意指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内部社会结构的程度不同的改善使双方的利益需求和对外政策发生了非扩张的时代进化和时代转换。古代中国的外交是王朝政治的附属物,但进入近代以后,外交成为决定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晚清时期的中西关系是中西对抗和中国失败的交错过程,两者交错反映了近代中西民族冲突的矛盾心态。中西冲突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觉醒,阻止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推动了民族主权国家在中国的建立。民国时期外交吸取了晚清外交的经验教训,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民国政府借助西方的外交理念和条约制度等和平手段维系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与发展,同时民国政府又采取联盟、均势等现实主义国际战略构筑了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国际阵线,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也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到了近代以来的最高点。人民共和国前二十年是一个对外战略起伏巨大、变迁迅速的时期,1950年代的“一边倒”战略使中国借助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取得了相对于西方大国的力量均衡,中国因此得以避免与西方的大规模武装冲突。1960年代的“两个拳头打人”战略固然为中国赢得了完全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形象,但也使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当时的窘迫形势推动了1970年代初对外战略的深幅调整。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二十年是对外战略深度调整的时期。1970年代中国结束了两面出击的对外战略,与美国关系出现解冻并走向建交,中国在该时期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国家间关系,西方世界自此对中国逐渐开启了和平之门。到了1980年代,美攻苏守的国际态势和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使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成为中国的最佳对外战略,同时中国领导层既对历史经验作了深刻总结,又对现实世势作了全面审视,得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重要结论,果断对中国外交作出了以和平为主体的全新调整。从此开启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