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反讽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语言现象。由于反讽的特殊性,它一直是学者们竞相研究的课题之一。尽管如此,言语反讽的翻译却一直是个较难解决的问题。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无疑为反讽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尤其是近年来语用学的发展,为言语反讽的翻译提供了一件有效的工具,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莎士比亚戏剧是人类文化的宝藏。莎剧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其生动的语言,多变的风格等。近年来,虽然国内学者对莎剧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对其中的言语反讽的研究仍然有限。因此,本文拟以J. L. Austin(2000)与J. R. Searle(1969,1976,1979)为代表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指导,对莎剧中的言语反讽及其翻译进行比较系统的探讨。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的基础理论。该理论最早由哲学家J. L. Austin提出,后经J. R. Searle得以修正,发展与完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说出的任何话语都是一种言语行为,都在实施某一种行为。换言之,即以言行事。人们在说话的同时,不但实施了一个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还实施了一个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anry act)。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特定话语,说话人的意图,目的以及话语的效果等。它所指的意义是说话人通过特定的语境想要表达的意义,而非传统意义上句子的语义学认知意思。因此,语用学家研究的重点是言外行为。同时,他们也强调上下文和语境的重要性。J. R. Searle (1976)在J. L. Austin研究的基础上将言外行为划分为五类,分别为阐述类(assertive)、指令类(directive)、承诺类(commissive)、表达类(expressive)和宣告类(declarative)。在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下,反讽是一种非诚意的、间接的言语行为,并且具有特定的语用功能。翻译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无疑都在追求某种对等,意义对等就是其中之一。为达到意义上的对等,译者扮演着双重的角色。一方面,译者要与原文进行交流,全面了解原文所要表达的意义；另一方面,译者又必须同译文进行交流,判断译文是否传达了与原文相同的意义。本文认为,言语行为理论在译者翻译某些语言现象时可以指导译者实现语用意义上的对等。这些语言现象包括言语反讽。运用言语行为理论指导言语反讽的翻译,译者首先要综合考虑原文的语境,说话人的意图和目的,话语的效果,才能正确理解原文意义,从而将原文意义的丢失值降到最低。其次,译者可通过判断译文是否与原文达到了相同的语用效果来判断译文是否实现了语用对等,从而判断译文的成功与否。本文主要以《奥塞罗》、《威尼斯商人》、《驯悍妇》这三部戏剧中的言语反讽为语料,结合梁实秋、朱生豪这两位翻译家的汉译本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和探讨。个别例子将选自《哈姆雷特》、《错中错》、《仲夏夜之梦》与《维洛那二绅士》。卞之琳以及孙大雨的汉译本在个别例子中将作为参考进行对比研究。本文试图运用以J.L. Austin (2000)与J. R. Searle (1969,1976,1979)为代表的言语行为理论来探讨言语反讽的语用翻译与语用对等问题。通过对莎士比亚剧中的言语反讽的研究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言语反讽的汉译过程中,运用言语行为理论指导翻译能够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语用意义,从而实现语用上的对等。从言语行为理论来研究莎剧言语反讽的翻译,是莎剧翻译研究新的视角,希望能弥补对莎士比亚剧本中言语反讽汉译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