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召开的两会中,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提出设立前科消灭制度,可以让轻罪者“重新出发”,起草制定并提交了《关于我国刑法增设成年人犯轻罪之前科消灭制度的议案》,此议案偏向于前科犯罪记录较为轻度的部分犯罪人身上;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拟定《关于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提案》并提交,他认为前科对于已经改过自新的前科人员来说就是一种刑罚过剩的表现,为了应对前科人员回归社会难的现状,必须面对前科报告制度所体现出的弊端,迫切需要推动发展我国的前科消灭制度体系。有史以来,未成年人犯罪在法律问题中较为沉重,所以也在社会上广受关注。和成年人不同,未成年人资历浅、心智不成熟、三观尚未形成,因此更容易因过失走向犯罪道路、因为思想偏执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或者在模仿中不清楚自己已经有了违法行为,因而要求社会特殊对待这个“特殊群体”的犯罪问题。“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是我国一贯坚持的原则之一,把惩罚和保护相结合,真正做到用教育惩罚未成年犯罪人,让他们知道自身的错误;用教育保护未成年犯罪人,让他们的内心健康成长;用教育感化未成年犯罪人,让他们更好的适应社会生活。现实中不乏有案例指出,背负前科的未成年犯罪人,因为在刑罚结束后,无法直面生活的种种不公与指指点点而选择放弃自我再次犯罪,因此,前科制度想要通过宣告有罪的法律事实来实现预防犯罪,其实在长时间的司法实践中不难看出消极影响早已超过其功能。前科制度带来的“标签”效应,不仅使犯罪人得到丧失人身自由、权利的刑罚,刑满释放后还无形中承受着社会的歧视和各种不平等待遇,比起牢狱之苦这些积少成多的心理障碍才是犯罪人回归社会难的症结所在。放在成年人身上亦如此,更何况是未谙世事的未成年人。因此,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立法研究是势在必行的,本文通过五个大章节的论述来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只有尽快构建成熟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才顺应了当前世界未成年人刑事立法的潮流,也彰显了我国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