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种华丽的修辞手段。此外,隐喻通常被视为语言本身的特征,是文字层面的问题,而不是思想或行为层面的问题。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隐喻本质上是概念性的,隐喻语言是其次的(Lakoff and Johnson 1980:272)。隐喻贯穿于我们日常的概念体系。因为许多对我们重要的概念要么是抽象的,要么没有在我们的语言中清楚地描述出来(如情感、想法、时间等),所以我们需要借助于我们能更清晰理解的具体概念(空间方向、物体等)来掌握这些抽象概念。隐喻的本质是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诗歌中的创新和新奇并不是奇迹般的,它们更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们是诗人使用日常的隐喻思维工具,以及其他常见的概念机制而建构出来的(Gibbs,R.1994)。毛泽东是革命家,也是诗人。他的诗,非文人墨客的遣兴之作。“诗言志”,毛泽东诗中的一题、一景、一人、一事,无不记述着中国革命发展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古往今来,有“史诗”一说,毛泽东的诗篇,连贯起来,可谓中国革命的不朽史诗(蔡清富2004)。他的诗作已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成为人类文化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今天的世界上,有着巨大的影响(臧克家2000)。本文旨在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诗词中的隐喻。受莱考夫和约翰逊概念隐喻理论的启发,作者通过对毛泽东67首诗词的精心研究,发现了毛泽东诗词中存在大量的隐喻。根据这些隐喻的主题,它们被分为六组:中国共产党隐喻(如中国共产党是梅花),革命隐喻(如革命是敢教日月换新天),情感隐喻(如离别是一钩残月),帝国主义隐喻(如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旧中国隐喻(如旧中国是漫漫长夜),时间隐喻(如三十八年是弹指一挥间)。然后在目标域和源域相关性的基础上,作者详尽分析了这些隐喻的作用机制。本文试图用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来分析中国古典诗词。它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欣赏、翻译和传播做出贡献。同时,也从汉语语言文化语料库中为概念隐喻理论的存在提供了跨文化证据(钟建星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