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期。在政治上,明清是中国封建君主集权专制的高峰时代。作为在思想上的回应,素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人对极端专制主义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和抵制,以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进步思想家掀起一股清算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及封建礼教的批判思潮。这当中,持论之激烈、批判之深刻,以黄宗羲为最,而他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思想则集中在其重要著作《明夷待访录》一书中。近世以来,国内外学人对《明夷待访录》的研究经久不衰,成果斐然,但主要是从政治学的层面去解读,鲜有以伦理学的视角去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伦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深入挖掘《明夷待访录》中蕴涵的政治伦理思想,系统阐述其历史背景、理论渊源与基本内涵,并对其进步性、局限性以及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作出评价。当前,我们党和政府正着力于构筑“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伦理观。《明夷待访录》中的政治伦理思想以其追求平等、重视人民、肯定民“私”与个人利益的正当性等积极因素,契合了现代政治伦理精神。因此,笔者确立了《明夷待访录》政治伦理思想作为研究课题。《明夷待访录》政治伦理思想的产生有其宽广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专制登峰造极,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催生了要求反封建剥削的市民阶层,以及批判君主专制主义的反理学伦理思想的兴起,这些分别是《明夷待访录》政治伦理思想产生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其理论渊源则包括:第一,吸收原始氏族部落社会的首领选贤禅让制、“天下为公”精神及“公法”制度等原始民主精义;第二,承袭传统民本中的重民思想、立君为民的思想以及基于道义的君臣关系论。第三,吸取魏晋以来阮籍、鲍敬言、邓牧等人的非议和反叛君主专制的“非君”思想。《明夷待访录》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较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和儒家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之处。1、“天下本位”君民伦理观。黄宗羲否定了君主专制下的“君主本位”传统伦理和“君权神授”论,以上古尧舜禹时期的“三代之治”作为政治蓝图,主张建立“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君民伦理关系,要求君主以人民为主人,为人民服务。立足于“天下本位”伦理观,黄宗羲主张立“天下之法”并以其作为治国的必要前提。2、君臣平等伦理观。黄宗羲批驳了“君为臣纲”的传统伦理,主张建立以“共事天下”为基础的君臣平等关系,并提出恢复宰相制度及学校议政的限君主张。3、提出“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的自然人性论,承认个人追求合理私欲的权利,肯定民“私”的合理性,从而突破了重义轻利、贵公贱私的儒家传统人性论与义利观。在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富民主张,保护工商业者追求物质财富的权利和利益。对于《明夷待访录》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定位,无论是将其归于近代民主思想或民主启蒙思想,还是归于传统民本思想,都是不恰当的。因为一方面它对传统民本有众多突破,直逼近代民主政治理念,但另一方面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又决定了它最终未能超出民本框架。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第一,保留了封建君主并将治天下的希望寄托于“仁德之君”,没有提出让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因而未能彻底突破传统的尊君思想,是一种君主“为民作主”的观念,缺乏“人民主权”思想;第二,重设宰相及学校议政的限君设想具有浓厚的空想性;第三,未能突破“君主立法”的传统观念,没有摆脱“贤人治国”的人治观,与近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明夷待访录》的思想成为西方民主观念传入中国的桥梁,对中国近代民主主义运动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其历史作用的表现。它的当代价值则表现为对我国构筑社会主义政治伦理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而言,其“天下本位”君民伦理观、以宰相理政和学校议政来限制君权的主张,“承认民私”与“工商皆本”的思想,分别对我国树立“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监督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总之,在努力构建以人为本、重视民生的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研究《明夷待访录》政治伦理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如何客观评价其精华与糟粕,如何借鉴其精义以指导实践,仍是今后努力的方向。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和文本方法,对文本《明夷待访录》及相关文献进行阅读研究;比较的方法,将《明夷待访录》的政治伦理思想与传统政治伦理、传统民本思想进行纵向比较,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分析其进步性与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