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时期,稗说的创作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沉寂后,再次繁盛发展起来。朝鲜成宗时代,国家的安定使得士大夫文人拥有了心理上的安稳状态和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儒学作为新的统治思想逐渐盛行,作为统治着的成宗设立弘文馆并且为稗说的创作提供庇佑和支持,这些构成了稗说创作得以在朝鲜朝兴盛起来的外在的社会因素。而士大夫文人们对博学多识的追求,和在“闲居”“退居”的生活中对破闲止睡的需要,以及将稗说作为讽刺教化的手段这一创作目的,都使得他们对稗说的创作产生了切实的需求。在这样的内外因作用之下,朝鲜朝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稗说作品,和诸多创作稗说的士大夫文人。稗说作品的内容反映出这些士大夫文人的思想。他们作为统治阶层的一员,首先遵循的是传统的儒学思想,儒家忠·孝·烈的道德思想、天命思想和文治主义的治国理念在他们的稗说作品中都有体现。同时,稗说取材广泛,贴近生活。作者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乃至亲身经历为素材进行创作。他们或通过正面的叙述,或通过诙谐的滑稽,或通过辛辣的讽刺,总是要达到教化世人的目的。作家创作稗说的目的之一就是讽刺教化世人,因此稗说中也集中反映了作家们的历史意识和批判现实精神。在历史意识方面,朝鲜朝的士大夫文人在稗说作品中表现出了很强的民族主义思想,同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他们也遵循儒家“法古通今”的态度。稗说作家们对现实的批判则集中在“对官人社会的批判”、“对好色两班的讽刺”和“和对佛教伪善的揭露”三个方面,揭露当时社会的弊端,引起世人的警戒。稗说作家以自己的思想为灵魂,以手中的笔为工具,通过丰富的作品向读者展现了一幅朝鲜朝社会的画卷。这其中表现了两班阶层的善与恶,僧侣的世俗化,中人阶层的成长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是这样的社会现实孕育了稗说作家的思想内涵,而他们的思想落于纸上,又为读者展现了这样的社会众生相。然而,作家在进行批判的时候,通常没有提出改良的办法,或者说,作家本身也不清楚如何消除社会的各种弊端和不合理现象。同时,在稗说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朝鲜朝社会众生相中,已经出现了社会秩序改变的现象,中人阶层的成长和女性地位的改变,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稗说作家并不能清晰地意识到这种改变是一种社会进步,甚至即将会带来近代化的变革,这体现着稗说作家思想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