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重与稳健是张謇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这固然与其人生的复杂经历有关，他一生经历了戊戌变法、庚子之变、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处于中国最为动荡，社会结构急剧分化转型的近代社会，担任众多的社会职务，并在各种角色中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科场的跌宕，官场的沉浮，经商的磨难，诸种外力对其“持中求和”性格的生成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然而我们不能也不应忽视的另一面是：人的心理是在文化的影响下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人的行为也受到文化的控制和调节，正是在文化中及经由文化，意义与价值才成为整合的东西。在儒家思想中影响中国传统人格精神最深远的莫过于中庸哲学。“中庸”思想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是儒士们修身、治家、治国的根本价值标准。张謇作为从旧世纪的翎顶辉煌中走过来的士子，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记。因此，他一生同样恪守着“中庸”信条，视之为做人行事之根本原则，从而在价值取向上和社会行为上都体现着“守正处中”的基本特征： 在政治态度上，他一直走的是位于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道路，他主张变革，但在变的方法和内容上却恪守“礼”的规范，强调遵循秩序，以渐进温和的方式改良，“法变”，“道不变”是其基本的政治思想；在经济思想上，试图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无论在经营模式还是运作途径上都在寻求传统与现代的价值沟通；在文化观念上持“中体西用”说，将之用于教育实践，也是持中西之平，努力寻找“道统”与“器用”的最佳结合方式；在社会认识上，更是追求人际关系的融洽，他“介官商之任”、“通官商之邮”，以求上通下达，同时他又在追求一种个体身与心的和谐，视传统士人的“内圣外王”为最高理想。总的来说，“中庸”思想的影响使他事事力图求得事物的圆满，但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使其人格无可避免地陷入分裂。张謇的可贵之处，在于能以理性的思辨，择善而取，择优而从，从而在思想和社会行为上都表现出更开明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