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罗斯特的诗歌富含哲学意味,其哲学思想集中体现于物我统一观,在诗歌创作层面即为隐喻诗学。对其哲学思想的现有评论多未深入其隐喻的创作观,只将隐喻作为其重要的修辞手段,但弗罗斯特却认为隐喻是人以相对联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奠定其物我统一的世界观,也因此,弗罗斯特选择诗歌隐喻作为其自身与世界互动的根本方式。本文通过阐述弗罗斯特创作的时代背景、对其影响颇深的詹姆斯实用主义、与之隐喻观十分契合的认知隐喻理论,解释为何弗罗斯特对隐喻的认知奠定了其物我统一的世界观,以及他为何及如何通过诗歌隐喻践行这样的物我统一。论文首先通过阐释弗罗斯特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分析出一种意义感的流失成为了时代的痛症,也极大地挑战了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以詹姆斯为核心的实用主义认为,真理不断在现实中被验证、演变、人为构建,主观认识并非独立于客观现实。而弗罗斯特在詹姆斯的影响下,更进一步指出了隐喻在现实构建中的核心作用。其次,论文借助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认知理论,说明弗罗斯特隐喻观的语言学依据。最后在弗罗斯特物我统一的世界观和隐喻语言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论述其隐喻的诗歌创作观。弗罗斯特认为人与世界能达成某种统一融合,而非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人对世界的认识寓于实践的动态过程中,既体现人的意志,也受到客观现实的限制,过去认为不变的真理实际有其特定的时空和实践背景,人们应该转向自身的体验去寻求意义。这种互动的、主观参与的现实,在弗罗斯特来说,就是他对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国家社会、人与艺术、人与宇宙的关系的认识和实践。这种物我互动观大量体现在其《诗歌的教育》、《持久的象征》、《诗运动的轨迹》、《白桦树》等散文、诗篇中,既是其诗歌隐喻的主要内容,也是其诗歌实践的本身,对他来说,包括宗教、科学、哲学、诗歌在内的物我互动方式,都是不断通过隐喻联系主客观的过程,因而隐喻不仅是其最重要的诗歌创作手段之一,更是其通过诗歌践行物我统一的实践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