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中，“诗言志”是对文学作品本质的最早描述，反映了从先秦到汉代对文学作品社会道德功能上的认识。“诗言志”在古代文论中出现过“赋诗言志”、“以意逆志”、“作诗言志”等多种形式。但“志”的内涵与现代汉语语境中“志”的意义相去甚远，且古代汉语语境也不断发生变化，直到汉代《毛诗序》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明确地“诗”的内容是“志”，与先秦时代的“诗言志”论一脉相承，并使“赋诗言志”走向了“作诗言志”，成为对后世文论影响深远的“诗言志”论。屈原的“发愤抒情”是为“诗缘情”观念的先声。在两汉经学盛行的情况下，诗学中“诗言志”观念逐步深化，并出现了“情”“志”并列，这也为“言志”到“缘情”的嬗变创造了条件。随着儒学和经学的衰微、人的觉醒、诗学的自觉，以及“诗言志”自身的局限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陆机终于大胆否定了汉儒关于诗歌观念中的理念化倾向，认识到诗歌的审美特征，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这一诗学主张突破了从先秦到汉代的“诗言志”的社会伦理要求和“礼”的规范，促使诗学回归到更加符合自身发展的轨道上来，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此后诗学发展的历程中，“诗缘情”说虽未完全抛弃“诗言志”说对社会政治的关怀，但已成为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不断被讨论并发展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