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至201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速持续下滑,贸易形势严峻。而“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入国际货币篮子、外商投资法等一系列政策出台释放“制度红利”;2017年和2018年进出口总额增速大幅回升,贸易出现复苏迹象。如何提升对外贸易质量、推动贸易发展方式转型升级,以谋求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新地位,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课题。因此,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地区)为样本,探究国际分工视域下制度质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为我国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分工、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提供政策依据。首先,本文从贪腐控制程度、政府行政有效性、政局稳定性、市场监管质量水平、司法有效性和参政与政治人权等6个维度入手,测算得到2002-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地区)的总体制度质量得分;之后,利用HS92四分位编码贸易统计数据测算了2002-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系统GMM方法和面板门限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一国(地区)的总体制度质量和国际分工地位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以国际分工地位作为中间变量,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一门限效应,门限值为0.8010;(3)随着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升,一旦跨越门限值,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4)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还处于较低层次,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目前仍未跨越门限值。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并结合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提出我国应加大全面深化改革力度,着眼于制度质量和国际分工地位的双向提升和适应性发展,并积极开展国际对话以实现共赢发展和谋求国际分工新地位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