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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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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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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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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重视家庭教育的民族.家训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最重要文本形式,是历代家长为教育子孙后辈而专门撰写的"训示"与"教诲"文字.其名目繁多,如家诫、家范、家规、家书、庭训、诫子书、遗言、宗范和族范等.作为中国古代最早最系统的家训著作，《颜氏家训》给人们留下的家庭教育遗产是相当丰富的，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外，还有很多内容都具有现代价值，如颜氏讲义利关系与社会责任的观点，他坚持稼穑为先的重农务本思想，批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在人才培养、学术创新、思想传播、社会教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文化遗产定义为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类.学术界对于这三类文化遗产一般称为物质文化遗产.古代书院遗存的文物、建筑群、遗址属于物质文化遗产范畴.鉴于江西书院资源丰富，本文以江西为考察中心，力图构建我国省域书院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范式，提出要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合作机制
本文通过梳理书院发展史时发现,书院教育的发展,与社会文化认同、王朝更替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如果书院在坚持独立的文化品格,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创造性的思想,就可能成为社会文化认同的标志,从而带动社会文化的发展,其文化价值观念也往往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书院的文化价值观念也成为社会文化价值评价的标准,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文化向心力,成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书院教育的发展,就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影响了
书院在唐五代已初具规模,北宋时声名显赫,并经受了三兴官学运动的考验,到南宋则发展成熟,进入其制度化的确立阶段.形成于北宋的书院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大基本规制，经由南宋理学家的努力，扩展为研究、讲学、藏书、刻书、祭祀、学田六大事业。应该说，从“四大”到“六大”，是规制的完善，是事业的衍生与扩充，这是发展的一个方面。而回首审视，书院的基本规制仍然固守未变，研究源生于讲学，藏书和刻书实质还是书的流程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和家族的民族,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始终以"修身、齐家"为根脉来构建和睦家庭.历史上都把家庭和睦视为社会稳固的基础,而社会的稳固是家、国共同的目标,故家庭教育就构成了国家、社会教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家庭或家族成员的人伦秩序和行为规范就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家规,家训,家戒,家礼"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教育内容和行为规范依据;中国的家庭非常重视家庭教育,所以,也就形成了
国学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朱子学由于完成了理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综合创新而成为新理学的主流.理学的贡献与命运,是与新儒学的兴起密切相关的.早在南北朝时期即有儒、释、道三教并立之说.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周子以无极言道,张子以气言道,二程以理言道,他们共同体现了历史的高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把国学的性质地位,作用把握的十分到位.当今"国学热"所体现的正是
从陶母教子到陶侃建功立业，再从陶母教子故事演变为陶诗家训家规，其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大体有三个阶段:一是陶侃因为母亲的教诲而获得成功，人们从他身上总结出许多可贵的品质，并大力寻找陶侃个人品质与家庭教育的关系;二是人们传播、改编陶母及陶侃故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去粗存真，不断润色，逐渐形成一些本质性的内容;三是社会上对陶母、陶侃的各种评价和总结，反过来被陶氏后裔的家规家训所吸收，因而影响了陶氏后裔
中国主流知识分子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但是也不否认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挥发着与西方基督教一样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作用.对比中西文化发展的路径,以基督教在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经验,也许可以对未来儒学的发展进程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总之经过现代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大潮的洗礼，儒家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基因，完全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基因、终极价值。儒
中国古代社会基于对老人群体的关注、对老人分享社会公平的追求、维系宗法制社会的需要以及老人自身所蕴藏的巨大教化资源,对敬老教化予以高度关注,其多元路径及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中国古代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而言，我国古代的敬老教化机制是在实践中形成，又是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的，就其基本内涵而言，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和人道色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天真精舍又称天真书院,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玉皇山南坡、天龙寺东侧,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为王阳明门人王臣、薛侃、钱德洪等为纪念先师所建,兼具祭祀、集会、讲学功能.本文从研究玉皇山南天真精舍历史及其遗址为出发点,同时梳理王阳明在浙江的主要行迹路线,着力研究其在杭教学、游历轨迹,以及"阳明心学"对明代杭州众书院办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指出明清时期，王阳明的众弟子、再传弟子和地方士大夫出于对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