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稳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压力。这一时期也是国际公认的社会矛盾敏感期,巨大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导致了利益格局的急剧变化和价值观的深刻变迁。特别是在当下社会,大集团受制于小集体,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冲突和利益诉求协调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并存。加之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与现代信息传播手段交织在一起,致使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对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以及人们的心理构成相当影响,增加了社会改革的成本,究其原因,折射出我国政府回应有效性的严重不足。本文以群体性事件作为对政府回应问题研究的一个限定域,将政府回应这样一个比较宏大的问题限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件范围中进行讨论,并加诸案例辅助讨论。通篇文章借助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政府回应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政府曾经一度是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掌舵者”,在新公共服务理论中,政府角色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由“掌舵者”变为“服务者”。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公共管理者的重要作用不是体现在对社会的控制或驾驭,而是在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公共利益。政府回应理论认为,在公共事务中,政府需要对公众提出的诉求进行积极回应。因此,政府不仅要进行角色转变,更应为公众提供良好的回应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