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天价薪酬以及天价在职消费现象频繁发生,引发了媒体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在职消费是指企业高管在行使其职权的过程中发生的与职责有关或无关的公费性货币支出,包括豪华办公室、专车专机、豪华餐饮娱乐消费、飞机头等舱等。在主流的委托代理理论中,高管的在职消费被视作公司代理成本的一部分,会损害企业所有者的利益、降低企业效率。目前关于高管在职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视角去探讨如何抑制高管的在职消费,但对于处在转型发展阶段的我国而言,高管在职消费的产生不仅仅是公司内部治理的问题,外部市场环境因素同样重要,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影响。从90年代初至今,在不足3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资本市场从无到有飞速发展,证券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上的信息中介,往往凭借其专业化的投资分析,在辅助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同时,也正在对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那么证券分析师关注度是否对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有影响呢?本文正是抱着这一疑问开始的探索。在分析总结现有大量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证券分析师关注度对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可能存在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方面,分析师关注度能够抑制高管在职消费,分析师通过发布专业化的研究报告,增加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进而对高管隐形的在职消费行为发挥监督作用,即“监督效应”;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缺乏做空机制,分析师普遍看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师关注度即是对上市公司高管业绩的认可,进而激励其寻求更多在职消费作为其业绩表现补偿,即“激励效应”。因而,本文选取了 2010-2014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在我国证券分析师关注度对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在我国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上市公司高管普遍都存在高额的在职消费现象;第二,分析师关注度越高,上市公司高管的在职消费越多,即“激励效应”;第三,进一步拆分分析师关注度为正面关注和负面关注时,发现正负面关注都一致对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文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做空机制的缺乏,使得我国分析师普遍看多,这样的市场环境弱化了少量负面关注的监督效应,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负面关注本身即是对上市公司前景的否定,其所筛选出来的公司就是市场上少有的“差公司”,该类上市公司高管会出现“破罐子破摔”的倾向,寻求更多的在职消费最大化个人效用。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现有大部分高管在职消费的研究多从内部治理的角度出发,如管理层权力、薪酬结构、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等等,较少从外部环境视角观测在职消费的变化,本文首次将证券分析师关注这一重要的外部治理变量引入在职消费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由此也拓宽了我们对于高管在职消费的成因及变动机制的理解,并对我国未来推进公司治理的提升和资本市场制度的完善起到积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