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关于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基本囿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之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界,随着文化史、社会史等研究领域的勃兴,中共革命史的研究明显弱化,亦有“告别革命”一说。然而,中共革命史已然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没有理由轻视,也无法“告别”,更“无法告别革命史研究”(李金铮语)。“新革命史”范式的出现对中共革命史的研究无疑有起死回生之效。它是在反思旧革命史研究的基础上,并与现实相结合,从“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的角度进行革命史的研究”,为此后的革命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本文以大量文献资料为基础,试图从中共革命政策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中解析中共借贷政策的实际效果和陕甘宁根据地乡村社会借贷关系的坎坷转变历程。论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对陕甘宁根据地建立前的社会经济背景及传统借贷关系进行了分析。根据地建立前的“社会经济是个破产的农村经济”,农民的“生计危机”为中共发动农民革命创造了契机。乡村社会的借贷关系仍然主要是传统的私人借贷,形式多样,却多是高利贷的变种。第二章主要从废债毁约、减息清债、打击高利贷活动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共对乡村传统借贷关系的变革。废债毁约是中共土地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后来新的借贷关系的建立扫清了障碍。但激进的革命运动偏离了革命政策的引导方向,造成了乡村融资停滞,农民借贷无门,为高利贷的死灰复燃种下了隐患。减息政策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并没有像中共预期的那样在缓和阶级矛盾和巩固政权等方面发挥太大作用。“减租减息”的政策性待遇使得早先为躲避革命而外逃的地主有机会重返乡村。大多数返乡地主借机索要革命中丧失的一切资财。这不仅造成了乡村农民的恐慌,也是对中共革命成果的破坏和对现行政策的抵制行为。减息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政策本身的政治效应上,奠定了中共在人民群众中和国内外社会团体中的好形象,为中共争取群众支持和社会资源打开了方便之门。清债不仅保护了士地革命的既有成果,也对维护中共革命政权的形象和树立中共的政权威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打击高利贷是中共乡村革命中一以贯之的革命政策,为乡村社会借贷关系的合理化导夫先路。第三章主要论述陕甘宁根据地新型借贷关系的建立。一方面对于乡村社会原有的私人借贷和合理的传统借贷组织的恢复；另一方面是推动信用合作社的建立和推行农贷政策。但这些政策的推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共是在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坎坷历程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在处理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上比较成熟的政党。中共对陕甘宁根据地借贷关系的“破旧立新”的进程,在抗日战争后期也已经基本完成。形成了以农贷为主导,结合信用合作社贷款及合理的民间借贷的乡村借贷制度。